2010新年伊始，异常气候席卷全球，北半球大雪成灾，南半球暴雨泛滥。此前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刚刚闭幕，罕见的暴风雪就相继肆虐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我国也连续遭受大范围寒潮侵袭，一时"环球同此凉热"。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与北极的熊、南极的冰有关，实则与每个人都有着切身关联，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隐藏在气候变化问题背后的政治博弈很难完全察觉。
　　气候变化从生态角度来讲，应属环境问题范畴，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它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中这样认为：气候改变所带来的是世界政治的改变，如果说此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主要被石油决定的话，未来气候将取代石油。
　　以吉登斯为代表的欧洲精英们充满了一贯的世界主义情怀，要求实施全球范围内的"气候新政"。在欧洲人看来，由于有着环境运动的深厚土壤及其超民族国家的色彩，欧洲必能在全球气候新政中占据特殊地位。新欧洲环境主义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在欧盟推动下，上世纪90年代先后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从而使环境问题转化为气候问题，并进而在技术上转化为"二氧化碳"排放，促使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激烈政治博弈。可以说，欧洲人一直充当着"碳政治"的主导者地位。
　　科学家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与欧洲环境主义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早在19世纪末，温室效应就由瑞典科学家Svante Arrhenius提出，但直到欧洲气候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气候问题成为政治辩论的公共议题，才推动科学家对其关注和研究。难怪有人说，目前影响世界的"碳政治"实际上是欧洲人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甚至迷信，精心建构的一套科学和政治话语，其作用是按照既定的政治目的和意图对科学研究结论加以选择、组合和评估，由此产生一整套发挥政治功能的科学话语。
　　"碳政治"不同于传统的实力政治，但习惯于实力政治思维的美国也已经介入"碳政治"，通过科学话语和法律规则参与其中。因为光有实力，而没有话语优势，就要承担道德风险，而且最终会转化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布什政府的实力政治在中东问题上的失败，使奥巴马政府有了新的反思，因此他无论在中东问题还是在环境问题上，都开始向欧洲人的道德标准靠拢。
　　面对同样的气候问题，各个国家的利益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小岛国担心被淹没的危险；OPEC国家担心新能源影响石油价格；在新能源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欧洲国家，试图通过推行"碳政治"在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中获得巨大收益；而美国呢，可以将金融、信息技术的优势与新能源技术结合，在"碳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试图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贸易战的威慑，迫使发展中国家购买其新能源技术，为其新产业技术革命"买单"。
　　中国在"碳政治"面前如何应对？前提是对"碳政治"形成机制和利益机制有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思考和确定中国的整体战略。
　　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理论告诉我们，只有承认人类自私的本性，并且让利益各方都从自身私利出发，进行充分博弈和协商，才有望形成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社会规则和秩序。"碳政治"若要良性发展，庶几也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