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油公司的挑战

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了全球能源企业的共识。碳中和的大潮涌来，让原本专业化经营的油气巨头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能源需求仍将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而继续增长，但世界各经济体为减缓气候变化而进行的脱碳行动，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将大幅减少。

新冠疫情的到来让这个矛盾更加突出，世界发展的“停滞”大大降低了能源需求。世界能源格局正在被重构，石油巨头们的转型也更加迫在眉睫。

在过去三年中，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巨头纷纷涉足低碳领域，在电力行业、低碳技术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加大了投入，从去年开始更是纷纷宣布转型战略。

除了国际石油巨头，中国的“三桶油”也开始加入转型浪潮。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全球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随后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明确了非化石能源比例和风电、光伏总装机的目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碳中和话题中的主流。但身为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行业注定无法回避这一话题。以化石能源产品为主营业务的石油公司自然也要面临着巨大的碳中和压力。

4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以下简称“中石化”）在转型上的一连串举措让人目不暇接。

4月13日，中石化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共赢。2天之后，中国石化分别与奥动新能源、蔚来汽车两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中石化与奥动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研究探索推动智能充电等全场景商业应用模式，在电动汽车充换电相关研发建设和推广应用上，展开务实合作。而中石化与蔚来的合作，将在充换电布局、新材料及智能载具等领域全方位展开，共同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当天，中石化与蔚来合作建设的全球首座全智能换电站——中石化朝英站，也正式启动投运。同日，中石化还对外宣布了一项重磅规划：到2025年，中国石化将建设5000座充换电站。除了5000座充换电站，未来5年，中国石化还将规划布局1000座加氢站或油氢合建站、7000座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点。

再加上此前中石化高调宣布将氢能全产业链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核心业务，锚定建设“中国第一大氢能公司”，中石化毫无疑问将国内三大石油公司的低碳转型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除了中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下简称“中石油”）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以下简称“中海油”）也有相应的低碳转型动作。

2021年1月15日，中海油董事长汪东进表示，绿色低碳是中国海油五大发展战略之一，中国海油将统筹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顶层设计，积极构建绿色低碳发展体系，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助力我国全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在具体业务方面，中海油已经全面重启海上风电业务，并不断加码。2月4日，在中海油2021年战略展望新闻发布会上，中海油首席执行官徐可强称，公司第二个海上风电项目已于2020年4月获得开发权。该项目位于广东汕头，总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这是中海油重启海上风电以来的第二个风电项目。去年9月15日，中海油首个海上风力发电项目——江苏竹根沙项目并网发电。该项目规划装机容量30万千瓦。

在过去油公司转型中表现低调的中石油也迈出了较大的转型步伐。2月17日，中石油董事长戴厚良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表示，中石油从发展战略上进行了完善和调整，把绿色低碳纳入了五大发展战略之一。希望中石油到“十四五”末，化石能源和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到2050年左右基本达到近零排放的目标。4月8日，中石油对业务板块重新划分，新能源与油气并列为第一大业务。这也是中石油首次把新能源提升到与油气同等的高度。

从传统的油气公司到一家综合能源公司，似乎成为了当下油公司们共同的发展目标。不同的是，他们愿意在脱碳的道路上走多快以及走多远。

油公司的净零目标

在欧洲，BP、壳牌和道达尔等能源巨头都提出了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并且制订了详细的计划。

去年，BP新发布的十年战略震惊了整个油气行业。根据这一战略，BP将从一家专注于生产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际石油公司，转变为专注于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综合性能源公司。

未来十年，BP的石油和天然气日产量将至少减少100万桶油当量，相当于在2019年的水平上减少了四成。

BP称，随着非石油和天然气投资的增加，到2025年公司两成以上的资本将用于包括低碳在内的转型业务。这将促进公司的现金流多元化，并提高其韧性。

此外，新的十年战略聚焦三大重点领域和三大不同的差异化来源，并以一个新的可持续框架和支持净零的政策倡导为基础。其中，三大重点领域包括低碳电力和能源、便利零售和移动出行，以及具有韧性和针对性的油气。在低碳电力和能源方面，BP将在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能源领域扩大规模，在氢能及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领域寻求早期市场地位，同时为客户提供天然气产品组合，以作为低碳能源的补充方式。

未来10年，BP在低碳能源领域的年投资额由约5亿美元增加到约5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从2019年的2.5吉瓦增长到约50吉瓦；生物能源日产量从2.2万桶增加到至少10万桶；氢能业务在核心市场的份额增长到10%；全球消费客户人次从每天的1000万增长到2000万；电动汽车充电桩由7500个增至70000个以上；此外，将重新定义便利店零售体验，扩大BP在成长型市场的份额和油品销售。

今年2月，壳牌也对外公布其转型战略，声称在面向客户相关业务增长的推动下，加速转型为净零排放的能源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为了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壳牌提出了详细的规划。这一目标涵盖了生产运营中产生的排放，以及客户使用壳牌所有能源产品时产生的排放。此外还包括了由其他人生产、而壳牌作为产品出售给客户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产生的排放，从而使净零排放目标所涵盖的范畴更加全面。

壳牌的目标是到2030年代初成为极具规模的低碳企业。传统上游业务将继续提供重要的能源供应，帮助为股东分派提供所需的现金和回报，同时加快对未来增长型业务的投资，以抓住新的市场机会。

短期内，壳牌的战略将重新平衡其业务组合，每年在未来增长型业务投资50-60亿美元（其中市场营销业务约3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解决方案业务20-30亿美元），在转型支撑业务投资80-90亿美元（其中天然气一体化约40亿美元；化工和化工产品业务40-50亿美元），在传统上游业务投资约80亿美元。

道达尔也在转型的道路上持续发力。该公司发布的2020年业绩报告称，2020年，道达尔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在可再生能源及电力领域投资2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加了10吉瓦。在2020年至2030年的十年间，公司发展方向将发生转变，能源生产增长将以液化天然气（LNG）和可再生能源及电力两大支柱为基础，石油产品的销售占比将从55%降至30%。

除了以上三家巨头，欧洲的ENI、Repsol以及Equinor都对外公布了绿色投资计划。ENI计划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5GW，2030年达到10GW；Repsol宣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2025年低碳电力装机达到7.5GW；而前挪威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希望成为世界海上风电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领军企业，2035年可再生装机目标12-16GW。

在这场未来国际新秩序制高点的争夺中，国际石油公司似乎已经走在了前面。壳牌、道达尔、BP等一大批欧洲石油公司不但发布了长期战略，时至今日它们的低碳资产也已经颇具规模。然而国内外石油公司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双方在转型路径上的区别。

“IOC基本都有清晰的时间表和转型结果预期。比如到哪一年有多少低碳资产、碳中和进展到哪一步等等。”一位石油专家告诉《能源》杂志记者，“但国内石油公司往往是设定一个最终的目标——比如提前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但是从现在到最终目标实现之前，这几十年时间里企业要走什么样的步骤，别说外界不清楚。三桶油内部也不清楚。”

在《能源》杂志对三桶油内部人士的走访中，一个观点，或者说事实，被反复提及；“公司转型的具体方向和路径，最终可能还是取决于董事长的意志和决心。”

三桶油的三位董事长中，中石油董事长戴厚良和中海油董事长汪东进都长期在石油石化系统内工作。张玉卓虽然也是一直在同为化石能源的煤炭产业工作，但其长期从事煤炭科技研究、煤制油技术等化石能源转型相关的工作，可能对化石能源企业转型的思考增添了一份助力。

中石化内部对张玉卓近一两年的主政工作也是颇多赞誉。一位中石化内部员工对《能源》杂志机记者说；“疫情爆发之后中石化就从口罩原料的生产商一头扎进中下游，迅速打通了口罩生产的整个产业链。这不仅体现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更表明企业领导层在企业战略和决策方面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和决断力。”

相比较之下，明确提出了“中国第一大氢能集团”目标的中石化的确是转型更早（2020年张玉卓多次提及加大氢能投资力度），目标也更加明确。

但即便是最乐观的分析人士，也认为目前国内油公司的转型还处在第一阶段。总体来看，国内油公司的转型还只是完成了最初的理念转变，除了中石化完成了一定程度的目标及路径之外，中石油和中海油还没有明确的产业布局和具体措施。相比欧洲石油公司，它们不仅路径和目标明确，而且大多已经开始相应的投资落地和产业布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油公司转型的第二步。

而油公司转型的第三步应当是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业务超越油气业务的营收及利润，成为油公司的主业。当然，到了这一步，“油公司”三个字可能就会消失，“综合能源服务商”才是它们的统称。

更明确的目标对油公司来说也意味着更大的困难与更多未知的学习成本。过往20年来，国内外油公司也不乏转型可再生能源的尝试，即便是停留在探索层面的投资，也多以失败而告终。那么这一次，油公司们可以成功吗？

不同的投资策略

欧洲的油气巨头们率先向世界展示了绿色转型的决心，公布了很详细的步骤和实施规划，并且进行了一些投资。

除了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投资，他们对于电动汽车充电市场的兴趣也颇为浓厚。道达尔（Total）收购了电池制造商Saft并在2020年初赢得了荷兰最大的充电桩合同，与GroupePSA合作建立了EV电池工厂。壳牌虽然经历去年的严重亏损，但也在电动车充电领域频繁出手，全资收购德国排名第一个户用储能解决方案供应商SonnenBatterie以及柏林Ubitricity公司，该公司专注于将充电功能集成到现有的街道基础设施中，其资产包括英国2700多个充电点，占其现有市场份额的13％，以及德国和法国的1500多个充电点。

对于充电市场的争夺，是欧洲油公司进入电力行业的一个切入点。在未来，通过多个充电桩的布局，成为虚拟的电力供应商。

此外，它们还都非常看中未来氢能发展的潜力，积极发展绿氢技术。壳牌在中国开展了收个商业化氢能项目；BP则未来10年绿氢的市场份额达到10%。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的同行们则采取了不同的转型策略。相对于欧洲石油公司，他们更为谨慎。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雪佛龙（Chevron）更看重未来发展提高原有业务的效率和“脱碳”，倾向于提高生物燃料产量和发展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CCUS）。

雪佛龙仅仅拥有65兆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维尔斯（MikeWirth）在3月初的分析师日表示，这是为服务其核心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业务而不是单独的业务。此外，已经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CCS项目中投资了10亿美元。

埃克森美孚强调，其能源转型方法将建立在现有的碳氢化合物和石化产品业务基础上，而不是从根本上脱离。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将是CCUS，藻类生物燃料以及新型碳氢化合物材料来减少建筑和工业的排放。

显而易见的是在世界石油公司格局中，未来将出现分化。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和众多国家石油公司仍是看好传统业务，打造以油气资产为核心的资产组合。而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承受来自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大压力，未来打造以油气和新能源并重的资产组合。

牛津能源研究所所长巴萨姆·法图赫（BassamFattouh）认为，未来很可能会看到公司之间在方法和过渡速度上的分歧更大，其中一些继续将重点放在其油气的传统业务上，而另一些则加速了向低碳技术的转变。“在调整和扩展其商业模式时，国际石油公司可以采用两种不一定相互矛盾的方法来实现能源转型。一方面，这些石油巨头将继续专注于传统业务，提高其运营效率，并尽量使其脱碳，以延长其业务寿命并应对政府，社会和融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发展新的商业模式降低其传统业务之外的风险。”

转型挑战

低碳化转型尽管是绝大多数油公司追求的共同目标，但转型的道路却充满了挑战。

去年，油巨头们遭遇了十年来最大的危机。受到疫情的影响，以及沙特和俄罗斯、美国页岩油大量生产，市场供过于求，油价大跌，国际油公司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亏损。为控制资本开支，它们不但大幅消减了分红，还加大了裁员力度，现金流也出现大幅减少。此外，油公司普遍调低了对未来几年油价的预期，5年内的投资预算也进一步下调。

因而，对于那些大举进入新能源投资的油气巨头们来说，如何保障充足的现金流是他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尽管石油公司的思维在发生变化，但与总资本支出相比，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仍然微不足道。国际能源机构测算，油气公司在其核心业务领域以外的投资还不到总资本支出的1％。

加速能源转型，必须对资本配置进行更重大的改变。但是相较于传统油气投资动辄20%以上的回报率，如何说服股东们接受新能源项目的低回报率，是这些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较低的回报是大型石油公司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加大投入的障碍，也就是所谓的盈利差距。传统意义上，石油专业人士期望上游投资获得15%-20%的回报。对于可再生能源，投资回报率为5%到10%。

与此同时，他们进军低碳领域面临更多的竞争。在欧洲，传统的公共事业公司也在进行能源转型，试图剥离其原有的煤电资产，大力进军新能源投资。而对于涉足新能源的石油公司来说，公共事业公司无疑是它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国际油气巨头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对投资者负责。因而，必须快速对变化的市场做出反应，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建立一套新的商业模式。

抢夺优质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油公司们作为新能源市场后来者的又一挑战。在中国亦是如此。优质的风光资源几乎已经被大型的电力企业瓜分殆尽，对于后来者而言，如何找到更好的资源是他们进入新能源市场的壁垒之一。

石油公司擅长建设长期的、复杂的工程，这和新能源投资模式截然不同。他们往往通过大量的收购来提升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能力。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择上，传统油气公司集聚了大量的油气领域的工程师，对于地热和氢能这些前沿技术，这些工程师和地质专家可以发挥作用，而在新能源领域，他们可能更像是“门外汉”。

在新能源市场中，需要寻觅的更多是金融投资人才，他们擅长那些分散、规模小以及快速的项目投资。而传统油气投资往往要经过大量的地质探勘、地缘政治等非常长期的考量，也就意味着传统业务的决策和投资行为已经不适应新的低碳项目，他们必须对此作出改变。

事实上，随着转型的深入，油气公司还面临裁员、传统人员转型等问题，同时需要吸纳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能源管理等方面，具有专业知识和思维方式的外部人才以及高级管理人才。“从外部招聘人才，还会遇到与油气公司文化融合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通过收购新能源公司和项目，让他们保持独立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径。”海德思哲工业行业全球合伙人徐海龙说。

国内油公司的问题更加复杂。一个对于油公司转型的最常见观点是“油公司参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属于跨界行为，除了资金优势，无论是技术、管理还是人才都不具备优势。因此转型势必要付出一定的学习成本。”

对此，三桶油内部人士并没有否认。在国内，三桶油无论是大手笔进入光伏、风电产业这些新兴可再生能源，亦或是动力电池、生物质能、煤基清洁能源这些比较冷门的新能源产业，最终失败或不了了之的结局并不完全因为油公司内部的因素造成。政策转向、业务本身盈利模式不成熟、国家对油公司要求的变化等外部因素，也是油公司之前转型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想要更好地理解油公司转型的困难，或许可以从汪东进在今年2月的署名文章《把握能源转型大势，践行绿色低碳战略》中一窥究竟。

汪东进在文中提及，中海油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需要把握五个原则：“战略优先原则、比较优势原则、融合发展原则、开放合作原则、积极稳健原则”。在积极稳健原则中，汪东进强调了“处理好战略与战术、近期与远期、质量与效益等方面的关系，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合理控制产业投资风险。”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中海油对于转型的慎重。这不是中海油单独的选择，无论是尚无太多具体举措的中石油，还是口号与行动最鲜明的中石化，没有一家国内石油公司敢于提出要把自己“石油公司”的烙印去掉。而以BP为代表的的欧洲石油公司们已经毫不掩饰地要把自己打造成综合能源服务商。

这背后是国内外石油公司的根本性差异，身为油气主业的国有企业，三桶油还肩负着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保障油气供给的社会责任。

2019年5月，国家能源局召开名为“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工作推进会”的会议。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会上表态：“石油企业要落实增储上产主体责任，不折不扣完成2019-2025七年行动方案工作要求。”

“碳中和及增储上产两者缺一不可，更不能有所偏废。”三桶油内部人士说。

不可偏废的两方恰恰又都是“烧钱大户”，上游勘探开发一向是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收益；新能源投资更是典型的资金、技术密集型，油公司们还要做好“付学费”的准备。两难之下，油公司也只能发挥比较优势、融合发展，在合作的基础上，积极稳健推进转型了。

当然，对于上游保供的压力也不应当无限放大。自从2016年跌破2亿吨之后，中国原油产量一直没有重新恢复2亿吨的水准。在国家能源局4月19日发布的《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也明确了2021年能源供应保障的目标是石油产量1.96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2025亿立方米。如果以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给出的预判——“十四五”末国内原油产量稳中有升、天然气产量达到2350亿至2500亿立方米——来衡量，实现保供目标并不会额外增加更多压力。

另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要点是油公司可能需要探索新能源业务的运营体制机制，这并非指的是油公司长于化石能源业务的运营、不善于新能源业务的运营。实际上，随着中国风电光伏全面平价上网，同时高比例新能源电网时代的到来，风光项目的商业模式也面临着潜在的变化。

2015年中国开启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电力市场化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之中。在未来潜在的电力市场中，风电光伏的盈利不仅无法依赖于国家补贴和保障性收购，甚至还要承担高比例新能源接网带来的消纳成本的上升。去年开始出现的部分地区风光项目强配储能政策，就是要求风光项目承担电网消纳成本的变种。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油公司入局新能源需要探索新的运营体制机制，就是“传统”新能源企业都要思考未来新能源的商业和盈利模式。

依托优势发力

显而易见，这些石油巨头们在短期内无法放弃石油天然气的生意，但是着眼于未来他们有着不同的长期战略。

寻找自身的优势，结合优势发展业务是目前来看是较为成功的一条路径。Equinor被视为欧洲绿色转型典型。借助其在海上作业的优势，Equinor大军进入海上风电投资，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涉及大型项目的建设和维护，看起来有点类似于他们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所做的事情。

他们还必须创新商业模式，而不仅仅单纯是收购公共事业，参与充电市场也是其进入分散式能源系统一个切入点，成为虚拟电力生产商。在这些方面，似乎更有优势，通过原有的比如加油站资产延伸到电力和充电业务。

从目前国内三桶油对于转型的表态来看，以自身优势为依托是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除了地热与光伏，中石化发力氢能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其已经是国内制氢规模最大的生产商。现在一年的氢气生产是350万吨，占到全国的14%。

中海油在转型上先选择海上风电，也是希望可以发挥自己在海洋技术方面的优势。中石油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投资领域，但2020年戴厚良在业绩发布会上曾明确表示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光伏和风电的规模。而中石油多个油田已经采用光伏技术为油井供电了。

但无论油公司多么强调自身的优势，其积极寻找各类合作伙伴的行为也从层面反映出三桶油对转型难度和新领域投资学习成本的预估并没有减少。

“未来油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的合作会越来越多。”一位分析人士告诉《能源》杂志记者，“油公司碳中和的压力不算小，如果仅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碳中和成本非常高。合作可以结合双方的优势，无论是从经济利益还是从社会效益来说，对油公司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

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石油巨头们必须在保留传统业务提供充足现金流的情况下，找准机会逐步进入新能源和能源管理的市场。在两者不矛盾的前提下，他们找到了天然气作为从高碳到零碳的过渡能源。

据统计，各国际石油巨头均将天然气视为能源转型的重要过渡，普遍增加了天然气业务占比。各大石油巨头天然气产量在上游油气总产量中占比均超过40％。BP和道达尔公司已表示，计划在2030－2035年间，将天然气产量占比提升至60％左右；壳牌公司更是提出，2040年公司天然气业务占比要提升至75％左右。

许多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承认，它们的投资重点正在缓慢地从石油转向天然气。他们还强调了天然气取代煤炭在电力领域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该行业需要发展脱碳技术。

利用新的技术比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服务传统业务，实现降本增效，降低碳排放；与此同时，开拓新的业务范围。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大石油公司面临生存挑战。是否继续投资被看做夕阳产业的传统油气业务，还是像今天这样，在可持续燃料、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和可持续能源市场中重新定位自己，如何在两者中做到平衡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