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湘球
作者任职于中油国际管道公司
英国和埃及就苏伊士运河协定的谈判让以色列深感不安，在以色列看来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大、最发达的国家，纳赛尔上台执政，建立了一个更好战、更强悍的领导集团，英国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军使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缓冲区消失，苏伊士运河将不可避免地控制在埃及手中。
就在运河协定谈判的最后阶段，1954年9月28日，以色列想试探一下埃及对运河的控制力，于是派出一艘名叫“贝特加利姆”的货船向运河南端航进，船员都是以色列人。埃及以这些船员袭击埃及警察为由迅速逮捕了他们，并扣留了这艘船。“贝特加利姆”事件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色列人希望以此为借口阻止运河协议的签署，让英国军队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但三个月后埃及释放了以色列人和“贝特加利姆”货船，此次事件并没有影响运河协议的签署，但是以色列加强了对埃及人的警戒。
艾森豪威尔政府迫于冷战的压力，积极推动构建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伊朗北部在内的完整阿拉伯防御体系；艾登政府为了维持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利益，也在积极策划构建中东（《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两个防御体系表明美国和英国正在阿拉伯世界寻找朋友，结成同盟。以色列感觉自己像一个失宠的孩子，必须独自面对整个阿拉伯联盟。
就在《巴格达条约》签订后的第3天，以色列便向加沙地带发起进攻，虽然名义上声称这是对埃及情报人员和破坏分子袭击以色列的报复，实际上却是在向英国和美国显示自己的力量，借此提醒他们“以色列在西方目前考虑的任何中东军事安排中不能被忽视”。
以军对加沙的进攻加剧了埃及军方向纳赛尔施加的压力，他们要求获得更多武器。根据斯蒂文思所著的《纳赛尔传》一书中记载，1955年1月的一天，纳赛尔邀请英国大使史蒂文森到他办公室，愤怒地猛烈扣着厚厚一沓堆放在他办公桌上的票据说，这些是100辆“谢尔曼”式坦克和100架口径75毫米的炮塔内旋回式机枪的订单复印件。这些武器显然是用船直接从英国运往以色列的海法港的。
“你们应该保证我们同以色列人的武器平衡”，纳赛尔说,“你们打算为我们做些什么?”虽然后来史蒂文森的查询证实了法国一直在秘密破坏1950年由法国、英国和美国共同签署的三方武器控制协定，用废铜烂铁换来英国的“谢尔曼”式坦克，再由英国运往瑟堡，然后直接转运以色列。但是纳赛尔让史蒂文森转告艾登，如果英国和美国不能向他提供武器，他将不得不另谋出路。纳赛尔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1954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给纳赛尔带来了转机，这是纳赛尔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万隆会议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政治视野，他感受到29个国家的领袖和数十亿亚非人民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痛恨。在这次会议上他碰到一个改变了他向欧美寻求帮助惯性思维的杰出人物——中国总理周恩来。
他向周恩来提出了购买武器的要求，周恩来表示，中国的武器主要由苏联供应，没有多余的可供出售，建议埃及向苏联购买，并愿意居中牵线。纳赛尔又向周恩来说明了埃及面临的经济困局，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控制，埃及的棉花不能出口，并为此承受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周恩来问，埃及每年生产多少棉花？纳赛尔说800万担。周恩来听后说，800万担棉花，每个中国人多穿二寸布就穿完了。和纳赛尔一样，周恩来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4个月后，中国向埃及购买了13万吨棉花。纳赛尔回到开罗后，苏联通过驻埃及大使告诉纳赛尔，北京已经将埃及的要求予以转达，苏联愿意提供包括坦克、飞机在内的任何数量的武器，并且埃及可以使用棉花或是大米来延期偿付。1955年9月，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价值两亿美元的苏联武器采购协定。
签署军购协定后，纳赛尔有了底气，他在军队检阅式上发表讲话隆重宣布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以棉花和大米换取武器的“商业协定”。他说：“法国一直在与我们讨价还价，要求我们不能谴责他们在北非的政策，否则就得不到他们的武器，法国要我们背叛阿拉伯人的本质，放弃人道主义，容忍它在北非的屠夫行为……;美国提出了共同安全条约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附加条件;英国提供的武器远远低于它所承诺的数量;与此同时,以色列却源源不断地从西方几个国家获取武器……”。
1955年秋季,当苏联开始向埃及运交军火时,英国明显感觉到压力，在艾登看来莫斯科插手中东事务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以色列首先受到了影响，当成批的武器运交给埃及时，以色列必然愈来愈感到不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不采取某种断然行动,局势必然要日趋恶化……，一个月以后,我们同意运交六架流星式喷气机给以色列；随后法国又在5月运去几架新的神秘式喷气机，这种飞机的高度和速度足以对付已运交埃及的苏联轰炸机，我们的这些供应都得到美国的同意”。
1955年9月，埃及加强了对以色列通过亚喀巴湾的航行封锁，10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召回在法国度假的陆军参谋长、陆军少将达扬，指示他制定夺取蒂朗海峡的计划，以确保以色列通过亚喀巴湾和红海的航行自由。
苏伊士运河地区充满了火药的味道，人们开始为苏伊士运河的正常通行担忧，正如丹尼尔·耶金在他的《石油风云》中描述的那样：“那位埃及独裁者已经转向苏联集团要求得到武器。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影响的扩大？苏伊士运河对西方石油和军舰的通行可不可能实行关闭？
早在1956年2 月，国务院曾向石油公司提出修改1950年《自愿协议》的问题——即原先用来对付伊朗石油供应中断的协议——在运河因不论何种原因关闭，油船无法通过的情况下，这项协议将促成石油公司之间以及石油公司与政府之间进行合作……, 1956年4 月，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委托进行一项研究，如果运河确实遭到封锁，如何把波斯湾的石油向西输送”。
但是纳赛尔一项突如其来的决定改变了局势，他宣布，计划建设一座比上埃及阿斯旺原有的大坝要高得多的新水坝，他要兑现新政权对埃及农民和工人所作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承诺。纳赛尔的这个计划如此巨大,一旦完工将提供足够的水力供埃及灌溉和发电之用。尤其让英国和美国感到意外的是纳赛尔试探性地向西方寻求支持。
根据比尔所著的《福斯特·杜勒斯》一书中的记载，“当纳赛尔尝试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艾登和杜勒斯都从这个计划中看到这可能就是西方插手中东的一个绝佳机会。艾登首先带头接过橄榄枝，但由于英国无法许诺提供全部援助，于是艾登说服了杜勒斯来支持一个有美国参加的西方联合提议”。
纳赛尔把这个项目列为紧急项目，希望在尼罗河1956年的枯水期动工。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据估计整个建设期将历时16年，总造价需花费13亿美元，短时间筹集如此巨大的资金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英国和美国先期筹措了70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想让纳赛尔先行启动围堰和分洪渠的建设，并开始与世界银行协商两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世界银行却因大坝可能对埃及环境资源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对项目提出质疑。
这让纳赛尔改变了主意。他很客气地通知美国说不一定要在1956年动工，但是一旦动工就希望一次完成，他还暗示说苏联人对这个项目有兴趣。而且在1956年1月，他的国家生产部部长宣布：苏联已经提出了一项3亿美元贷款分50年偿还的建议。
3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相当于美国对全球援助资金的总和。这一消息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会的一部分人说，苏联人能出得起，美国人也能出得起，还有一部分人说必须停止向那些想脚踏两只船的国家提供的一切援助……。艾登不愿意看到苏联的影响力在非洲持续扩大，他决心坚持到底。
艾登的决定在其他中东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情绪反弹，伊拉克政府抱怨说埃及人将要得到十几亿美元的大坝，而伊拉克人只得到了300万英镑和几辆坦克……。
但是1956年5月16日，纳赛尔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两周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纳赛尔的这一决定激怒了杜勒斯。对于杜勒斯来讲，一个冷战高潮的时刻到了，杜勒斯坚信苏联不可能兑现它在经济宣传中所承诺的一切，7月19日他通知埃及驻华盛顿大使取消这项援助计划，世界银行的贷款谈判工作也随之终止。
华盛顿的决定让艾登感到十分意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使我们两国没有机会在时间或方法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个时候，纳赛尔上校正在贝尔格莱德同铁托元帅和尼赫鲁先生举行会议,这条消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伤害纳赛尔自尊心的不是杜勒斯撤回援助的决定，而是撤回援助通知书中的用词，纳赛尔是午夜从贝尔格莱德飞抵开罗机场时收到这份通知书的。
杜勒斯通知书说，做出撤回援助决定的理由是两个必要条件——就尼罗河水量分配达成协定和埃及要有能力为建造大坝提供足够的资源——没能得到满足。这两个条件一个是关于埃及对水资源的支配权力（苏丹刚刚从埃及独立出来，杜勒斯的意思是水资源是埃及与苏丹共有的财富），另一个是对埃及人信用和经济能力的质疑。
这份通知书让纳赛尔感到愤怒和屈辱，他要复仇。他认为运河收费可以用来作为阿斯旺水坝的资金；他要把他眼前的这个可恶的殖民主义象征抹掉，他开始认真研究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问题，这是埃及目前能够看到的巨大的收入来源。
7月23日埃及政府正式决定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埃及石油管理局局长默罕默德·尤尼斯为纳赛尔宣布这项决定设计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尤尼斯曾经是一名工程兵军官，以工作高效著称。他接到指示后组织了几个由士兵、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的小组，准备接管设在伊斯梅利亚的运河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塞得港北端和法特克港南端的两个主要运河控制点。
同时，军队做好准备以应付紧急情况或对付反抗力量。一旦纳赛尔发出信号,各小组立即切实有效地控制运河公司，并保证运河航运照常进行。他给纳赛尔设计的信号就是在7月26日晚在亚历山大发表广播演讲时要说的“斐迪南·德·雷赛布”这个名字。
这项重大的秘密一直未被泄漏，只有尤尼斯知道这一切，而各小组成员要执行的命令都被封在发给他们的信封里，他们只有在接到指令后才能打开信封。尤尼斯指示,任何一个组员都有权枪决其他拒绝执行命令或泄密的组员。
亚历山大广场正是纳赛尔少年时代第一次参加反英示威时的场地，多年之后，故景重现，这位埃及领袖对殖民者的愤怒再次点燃。而这一次，他把无限的怒火发泄到了斐迪南·德·雷赛布——这位运河建筑者的头上。当他喊出斐迪南·德·雷赛布时，尤尼斯指挥他的人立即进入运河控制区，等他演讲结束，苏伊士运河已经被收归国有。
此时此刻，艾登正在唐宁街举行宴会款待来访的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和首相努里·赛义德，本来这是一场最为轻松的外交晚宴，伊拉克在艾登的眼里是“最友好的国家”，那里有英国人的石油，那里的人仍然在听从英国人的召唤，艾登30年前就开始和这个皇室打交道，他甚至能回想起与伊拉克王朝创立者费萨尔二世的祖父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景，尤其是这个被他称为老练首相的赛义德，30年来一直是他的朋友，帮助构建了伊拉克条约组织、签署了伊拉克条约，维护了英国在伊拉克王室和国民心中的位置，甚至在对待纳赛尔的问题上双方都保持惊人的一致。
但是他的私人秘书带来的消息却让这场轻松的晚宴变得异常紧张，秘书告诉他纳赛尔夺取了苏伊士运河，强行接管了运河公司的全部财产。他毫不迟疑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座的客人，并且立即终止了晚宴，转入内阁会议厅……
与此同时，杜勒斯正在秘鲁的利马出席新总统的就职典礼，艾登希望他立即飞往伦敦与法国人一道协商下一步的行动，他安排副国务卿墨菲代表他飞往伦敦。伦敦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儿，法国人表达了强烈的开战意图。
会议中，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条国际水道不仅是对法国和英国，而且对整个西欧的经济繁荣都至关重要。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石油是通过这条运河输送的，欧洲的工业机器才得以运转，北约组织的军队才得以维持防御能力。墨菲当晚就电告华盛顿：“战争的可能性非常高”。
接到电报后，艾森豪威尔通知杜勒斯立即启程去伦敦，两小时内他就启程了，杜勒斯深知只有美国才能制止这场战争。在伦敦对英国和法国一番安抚后，三方共同发表了一份公报，要求召集一次由现在的八个原1888年苏伊士运河会议的签字国和其他十六个使用运河的吨位较高或贸易主要依赖于这条运河的国家参加会议。
随后的8月16日到23日，第一次苏伊士运河会议在伦敦举行，并成立了由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戈登·孟席斯为首的五人委员会。杜勒斯知道仅凭一次会议肯定解决不了目前这样尖锐的问题，各方之间的谈判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孟席斯他们到开罗去举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他度假去了。
谈判没有进展，纳赛尔对五人委员会的提议一再拒绝，让法国人失去了耐心，事情开始迅速发酵。10月16日，艾登飞抵巴黎与法国人举行会议，摇摆不定的艾登被说服了，于是重韬覆辙，在没有美国人帮助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其实艾登并不知道，不管英国人是否参与，法国已经决定同以色列一起对纳赛尔发动袭击。
10月25日，国务院接到从以色列发来的报告,说埃及显然正在进行军事动员。这封电报似乎隐瞒了很多的疑点，有一点对杜勒斯来讲是很清楚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似乎比他掌握更多的情况，却没有人跟他透露任何消息。事实上从6月份开始，艾森豪威尔因为回肠炎手术一直没有恢复，病痛已经让他没有心思制定周密的策划。
10月27日杜勒斯拿着这些令人不安的报告前往白宫与总统磋商，但是总统说要去医院检查身体。杜勒斯给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发了一封私函，说不希望以色列采取威胁和平的行动。
10月28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发来一份急电，报告以色列已经在做战争总动员了。杜勒斯此时已经离开首都，代理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拿了这份电报赶到医院，带回来总统本人致本·古里安的第二封私函，但也仅仅是奉劝其不要采取战争手段。
战争终于打响，10月29日，以色列发动进攻，进入了西奈半岛。10月30日，伦敦和巴黎发出了最后通碟，宣告他们占领运河区的意图。10月31日，英国人轰炸埃及飞机场，埃及军队开始越过西奈半岛急促撤退；纳赛尔也不折不扣地在能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迅速采取行动。他把十余艘装满石块、水泥和空啤酒瓶的船沉入河底，有效地阻塞了运河水道，从而掐断了石油的供应，而石油供应的安全正是这次进攻的直接原因。叙利亚的工程师接到纳赛尔的指令，破坏了沿着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道的沿线泵站，石油供应进一步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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