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苏伊士行动的发生，完全出乎美国人的意料。艾森豪威尔正在南方开展竞选活动，当他得知以色列进攻的消息时，极其恼火。不仅艾登出卖了他，而且盟国也欺骗了他。艾森豪威尔回到华盛顿，立即给英国和法国写信敦促他们停止武装行动，回到联合国的框架下来，让联合国有一个应对危机采取行动的机会，并指示杜勒斯迅速赶往纽约联合国总部。
杜勒斯站在联合国的发言席上说：“历来未必有任何代表像我今天夜里这样，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在这个讲台上发表讲话，我们不能同意这三个国家的行动，虽然我们同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钦佩和尊敬它们，其中有两个国家还是我们最长久的、最受信任的和最可靠的盟国……，我要求有关战争各方立即停火，并停止运送军队和武器进入该地区…,将一切武装部队撤退至休战协定规定的界线……”。
午夜，联合国对杜勒斯关于“要求战争各方立即停火”的提议进行表决，尽管以六十四票对五票获得通过，但是英国和法国还是拒绝执行。
偏偏这个时候，杜勒斯又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是严重胃癌。美国外交政策的日常事务于是掌握在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手里。胡佛因为成功地处理了伊朗石油危机，成为了总统身边的红人，也深得杜勒斯的信任。但是胡佛对英国的仇恨由来已久，在处理伊朗石油危机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日不落帝国放在眼里。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罗素·皮尔逊在1956年12月17日的《内华达每日邮报》中撰文说，他的父亲曾因获得中国一处采矿业的地契而被英国高等法院起诉，从此对英国人充满了仇恨，这种仇恨延续到了胡佛身上，甚至影响到杜勒斯。所以杜勒斯一直赞同胡佛的反英、反法政策，而且杜勒斯本人对这两个国家未经美国同意就进入苏伊士也表示强烈不满。
战争不仅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料，也完全超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预料。艾登原本是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保证这条石油运输线路的畅通，才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当纳赛尔把十余艘装满石块、水泥和空啤酒瓶的船沉入河底的时候，当叙利亚军队工程兵把从伊拉克通过叙利亚到地中海的输油管线上的三个泵站炸掉的时候，不仅苏伊士运河的石油运输线路被切断了，管道石油运输线路也被切断了。
没有了石油供应，艾登首先想到美国，他认为美国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石油来弥补他们的缺口。但他没有料到处理运河危机的关键人物会是胡佛，更没有料到胡佛不仅对英国充满了仇恨，还与美国石油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佛曾经有自己的油田服务公司——联合地球物理——为众多的石油公司提供过服务，他还是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一家与海湾石油公司有股权关系的公司的董事，海湾石油公司的老板又是他父亲旗下的财政部长。按照惯例，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胡佛应该回避，但是作为代理国务卿，他并没有取消自己参与国务院有关石油决策的资格。
更加严峻的是，11月5日，就在美国大选的前夕，苏联给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各递送了一份强硬的照会说，苏联“决心使用武力粉碎侵略,恢复中东和平”；它也向艾森豪威尔递送了一个照会，建议美苏联合行动，强行制止在埃及的战斗。尽管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建议”，但是他担心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历史会重演，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必须采取行动。
在白宫的会议上，他发出警告说，苏联计划发动战争，有人说正是胡佛让总统如此的惊慌，以至于空军司令部警觉起来，所有装有原子装置的军舰都被命令出海。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和行动在国际金融市场引起了强烈反响，华尔街闻风而动，开始抛售英镑。
本来英国的美元储备在9月份就已经下降了5700万，10月份又下降了8400万，但是11月份的恐慌，使得占英国美元储备总数15%的2亿7900万美元从伦敦流出。在11月6日内阁会议前，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被告知当天就需要3亿美元来支撑英镑。这时英国的储备金已降到20亿美元，冬天需要的石油还在等待用美元支付。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量和当前的石油价格计算的话，英国每年需要花8亿美元购买石油，这就意味这个冬天还有4亿美元的石油开销,除非能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否则英镑的贬值将不可避免。
麦克米伦还得到报告说，美国正蓄意阻止英国提取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美元份额，以防英国用它支持英镑的汇率。在正常的条件下,英国是可以自动从国际货币资金组织中提取最多不超过2亿3500万美元的黄金。麦克米伦立即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长汉弗莱，请求美国以临时贷款方式，或同意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款来援助英国。汉弗莱给他的答复是美国的财政援助只有在英国接受停火决议并撤离埃及之后才予以考虑。
11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塞得港、夺回了控制权，晚上艾森豪威尔竞选获胜连任总统的消息也传到了英国。此时英国的一支装甲纵队正沿着运河向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城推进，在它刚深入到塞得港以南25英里处的一个叫开帕的村庄的时候，英国政府就宣布接受即将从午夜开始生效的联合国停火决议。也许是艾登是迫于艾森豪威尔的压力做出的艰难决定，因为他想控制整个运河的目的似乎还没有达到，到目前为止仅仅沿着运河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但是华盛顿说得很明白，停火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撤走。
艾登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建议与法国一道就中东局势和苏联威胁的问题举行一次会议，实际上他是希望取得美国的谅解，并提供必要的援助。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跟胡佛说“毕竟这就像一场家庭的争吵”。但是在胡佛看来，对英国的任何让步都会危及美国在联合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政策。
他告诉总统说，英国给国务院的电报声称苏联有意向埃及提供25万名“志愿军”，这个时候把艾登请到华盛顿，无疑会将埃及推向苏联的怀抱。经过半个小时的讨论，森豪威尔接受了胡佛的建议，推迟与艾登的会面，他在给艾登的电话里说：“我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们无法在同一时间处理这件事。我真的很抱歉…”。
绝望的艾登抗议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老朋友们讨论问题”，但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不是说不与我们的朋友见面和交谈，只是时机不对”。于是从11月7日到23日艾登去休假的这段时间，总统再也没有联系艾登。当总统和胡佛一同去医院探望杜勒斯，杜勒斯明确支持胡佛的观点，杜勒斯告诉总统说，英国人和法国人进入埃及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他并没有否定总统与艾登会晤带来的好处，但会晤与否将取决于英法两国军队是否已经撤出埃及。在11月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中东紧急事件委员会提出的将西半球的石油运往欧洲的提议也被胡佛否决了，他通知英国大使说：“石油供应的问题最好留给石油公司自己研究解决”。
正式的官方接触失败了，英国开始寄希望于非正式的交流，在所有的内阁大臣中，对美国的合作最感兴趣的是麦克米伦。二战时期，他曾被派往非洲西北部担任驻地中海司令部盟军总部的英国公使，与艾森豪威尔一起并肩战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危机时刻，他不仅要对英镑负责，而且还要完成从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者，到最强烈的停火倡导者的转变。在任何时候，他都可能被保守党左翼贴上愚蠢战争贩子的标签，或者被右翼贴上懦弱战士的标签。
在11月15日召开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美国观察员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麦克米伦关于提供石油援助的请求，说：“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从开罗访问回来之前，英国不要为撤军设定条件”。
麦克米伦心里十分清楚，没有美国的支援，整个西欧很快就要缺油。冬天即将来到，存货只够使用几个星期。在苏伊士事件以前，欧洲73%的石油供应依赖中东(其中有一半通过这条运河)。因此，在运河关闭和叙利亚的油管被破坏之后，欧洲从这个地区只能获得它所需石油总量的9%，而且沙特和科威特也开始禁止向英国和法国出口石油以策应埃及。于是加上来自中东以外地区的27%石油供应，这意味着全部供给最大只有正常时期的36%。
11月16日，麦克米伦找到美国驻英国大使奥尔德里奇表达了以艾登副手的身份访问华盛顿的意愿，他说：“英国的外汇储备将在几周内耗尽，国家将因石油短缺而关闭，目前内阁有两种选择，撤出运河区或重新发动攻击占领整个运河，撤出运河区意味着英国的威望丧失殆尽，耻辱蒙受之深，足以使英国政府垮台; 重新发动攻击则势必会面临俄国人卷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奥尔德里奇对于他的表态没有回应，麦克米伦立即意识到，艾森豪威尔不愿会见英国内阁的任何人，除非内阁“彻底改组或者艾登因病外出”。第二天下午，麦克米伦再次拜访奥尔德里奇，声称“艾登身体垮了，必须马上去度假，先是一周，然后又是一周……，这将导致他退休”。英国将会出现新的政府，艾登离开后的第一个行动将是迈出撤出埃及的第一步，“如果(美国)能给我们一块遮羞布来遮盖我们的裸体”。
麦克米伦这番话对美国人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奥尔德里奇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艾登已经离开，麦克米伦希望访问华盛顿。奥尔德里奇在电报里还说，被大多数英国人认为是艾登的“法定继承人”的麦克米伦或巴特勒（外交大臣）将成为首相。财政部长汉弗莱认为巴特勒是“被提到的两个人中更强大的一个”。但艾森豪威尔说，他“总是高度评价麦克米伦，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就他而言，他是战争期间与他一起服役的杰出英国人之一”。艾登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中东策划和指挥推翻众多政府的他，现在面临被别人策划倒台的囧境。
麦克米伦利用艾登不在内阁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开始行使代理首相的权利（实际上当时艾登指定的代理是巴特勒）。11月20日，他通知所有的内阁大臣，取消艾登的所有公共活动安排，在全国范围内减少25%的石油消费定量配给，并且发出警告，英国不久可能面临严重的选择，决定是否动员所有的财政资源将英镑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当前水平或让市场自主决定汇率，如果那样的话，英镑可能不再是一种国际货币。
麦克米伦心里很清楚，那些习惯将其货币与英镑挂钩的英联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将不得不决定是否延续这一习惯。它们或许会选择与美元挂钩，因为美国是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体，也是一个更大的贸易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英镑区的凝聚力还是英镑区成员国在伦敦的银行业务，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天早上，巴特勒和麦克米伦向奥尔德里奇保证，内阁将批准英国撤军。艾登对麦克米伦的计划和行动一无所知。此时，他还在起草给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份请愿书，请求美国主导联合国的“有效”行动、敦促埃及开放苏伊士运河。
奥尔德里奇迅速向华盛顿报告了麦克米伦已经采取的行动，11月21日下午四点，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集胡佛、汉弗莱和埃伦·杜勒斯（中情局局长）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听取胡佛的《中东地区短期和长期计划的纲领》。
总统说：“我们应该努力使沙特国王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让英国人离开布赖米。他认为，我们必须确保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至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向他们解释一些要点。我们必须防止西欧解体，一旦开始从苏伊士运河撤军，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将在财政上援助西欧。我们必须强调恢复沙特在西欧石油市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已经提高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产量，要把产量再削减下来，将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布赖米当作杀手锏（来平衡英国和沙特的关系）。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为欧洲做些什么，关键我们如何与阿拉伯人达成一致?”显然，艾森豪威尔已经站在中东的立场，如何与阿拉伯人达成一致是他目前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布赖米绿洲是沙特国王的一块心病，这个地区有相当不错的石油储量。1933年，沙特试图将它租借给美国的石油公司，然而当租借协议即将达成时，英国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地区应该属于英国控制下的阿布扎比。美国碍于面子，终止了租借协议。
从此，沙特和英国关于这个地区的争端开始激化，但由于英国已经实际控制这个地区，沙特自然无能为力。1950年，沙特曾经出兵，试图夺回这个地区的控制权，结果遭到了英国的阻拦。尽管这个地区的石油资源对沙特而言微不足道，但是沙特需要它，因为从这里可以方便进出波斯湾，这也是一条石油通道。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之后，沙特认为，现在是机会把布赖米绿洲要回来了。在胡佛和艾森豪威尔的眼里，中东的资源是美国的，欧洲只不过是美国的石油市场，他不能让欧洲沦陷，因为那意味着美国最大的石油市场消亡。
与其说胡佛是带着仇恨在处理苏伊士危机，不如说他在帮艾森豪威尔下一盘大棋，树立美国在中东的绝对权威。会议完全被胡佛的宏伟计划主导了，关于中东和西欧重要性的讨论，总统和汉弗莱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他们都说中东和西欧必须被放在一起考虑，这两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西欧需要中东石油，而中东石油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对西欧经济的贡献。
汉弗莱跟总统说，英国人将在十天内面临一场金融危机，事情的先后顺序应该是这样的：英国人再过几天就要从苏伊士撤军，几天后会来这里，到时候我们必须与他们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让沙特国王，甚至纳赛尔知道，在开始与英国谈判时，我们没有改变对他们的立场，我们希望在与英国谈判之前与他们达成谅解，12月3日之前我们的（对英国的财经援助）安排必须到位，因为这是英国财政公告的日期。
麦克米伦没有食言，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他（艾登）出国（休假）的这段时间，我们不得不做出全部撤离塞得港这一关键性的决定”，内阁11月30日通过了他的撤军决议，撤军行动于12月3日开始。12月初，在运河封锁以后一个月，曾经在11月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被胡佛否定的中东紧急事件委员会提出的将西半球的石油运往欧洲的紧急供应方案终于付诸实施，紧急事件委员会的重点是对大型油船进行全面重新部署，使西半球的石油再度成为欧洲的主要供应来源。
在美国的支持下，12月10日英国的借款申请得到批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的16名委员中，只有代表埃及的委员投了弃权票。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宣布有13亿美元可供英国使用。12月21日，在英法的最后军队撤离埃及的前一天，美国的进出口银行也宣布向英国贷款5亿美元。这一行动标志着英国金融危机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曾经的经济大国——日不落帝国追求独立外交政策时代的结束，因为现在它不得不依赖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这就是美国。
1957年1月9日，麦克米伦被艾登紧急叫到首相府。冬天的阳光依旧照射在唐宁街10号的小会客厅里，艾登像往常一样，风度优雅、举止庄重，却一脸严肃地告诉他，自己决定辞职。麦克米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那个凄凉的冬季下午，我可以看出，他依然是那样富有朝气，那样活泼愉快，那样温文尔雅。这是1914—1918年战争期间青年军人的典型特征。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幸存者们往往怀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们就像一批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的战士。他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精神步入政坛的。现在，他经过长年奋斗，已经攀上了权势的巅峰，但是却被一种神秘的、然而又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击倒了。”
第二天早晨，麦克米伦正在官邸中坐在一幅格拉德斯通的肖像画下，一边读着《傲慢与偏见》，一边整理心绪，突然接到了请他去王宫就任首相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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