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沉船”上的谈判

2019年底、2020年初开始，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Covid-19）占据了各大报刊、网络门户与媒体的头条。它已经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随着各种变异病毒体的出现，截止本章完稿（2022年1月初），何时消失仍旧是个未知数。

幸运的是：人们对它越来越了解，从而更加适应，生产生活受到的影响正在减弱或者消退，成为一个不能或者不愿意打疫苗的人群的重感冒。从目前看，相比长期实质性效应，它最大的影响是暂时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新冠疫情之前的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网络安全、大公司垄断、核扩散风险、地缘冲突等被暂时搁置。而这些问题，都是结构性的。它们或早或晚必须加以优先与严肃的面对，比应对疫情要困难的多。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以及减缓的迫切性也属于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悲观地来看，全球天气极端事件明显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尽管这是否都归因于长期气候变暖仍不能100%确认；乐观的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开始承诺长期的零碳目标，尽管如何实现这种目标普遍缺乏蓝图与机制政策安排。

我们不知道新冠疫情对于这种变化到底是促进还是延缓的作用。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无法精确检验的“反事实”问题：如果没有新冠，各个国家，比如我国还有美国还会承诺碳中和吗？如果没有新冠造成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大起大落，2021年下半年的能源价格暴涨还会发生吗？我们可以对此做历史逻辑探讨与计量检验，但是可能人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世界上的国家，包括那些曾经先进的国家，开始“内卷”。美国Trump代表的短视、自恋与国家主义者一度上台（未来说不定还会上台），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退出巴黎协定以及各种国际组织，开始主动放弃世界领导力，并拒绝提供各种基于团结或者避免“竞次”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目的的公共品，搅动着世界的脆弱平衡格局。英国全民公投意外脱欧，尽管这在科学界普遍被认为是一件成本远大于收益的事情。它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与欧亚大陆隔绝的“岛国”。其政治明星——英国Trump（Johnson Boris）相比传统政客，无疑不那么虚伪伪善，但是日益与人们印象中的“英国绅士”形象大相径庭。传统上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以社会更多还是更少转移支付划线，更多地让位于短期利益权衡的权谋算计。

新的气候大会取得了“目标”上的更大进展，但是目标仅仅是目标。2021年11月13日，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经过一周的讨论与谈判落下帷幕，总体宣言覆盖了2022年开始新的2030年更具雄心气候目标盘点。同时，中美发布了气候合作的联合声明（实质性内容是关于甲烷的），不少东南亚国家承诺退出煤炭，远期碳中和俱乐部增加了印度（2070年，尽管短期的2030年目标并未更新），以及沙特（有信心做最后一桶石油卖家）。进展是明显的，甚至可以用巨大来形容，如果你认为这些中长期目标可信，能够得到足够与按部就班的执行。

国际气候治理的钟摆是否从2022年开始会从聚焦目标到聚焦共同政策，笔者认为存在极大的可能。讨论目标面临一个本质困难——可信度（credibility）与严肃性（seriousness）。一方面，目标通常超越短期，而任何国家都存在政策连续性问题。国家政府像个人一样拍胸脯保证，是没有用的。比如美国具有政治意愿问题：民主党上台，美国就会是气候变化事业的领导者，自身也会出台各种方案来推进；共和党上台，气候是否在变化，变化的原因是否是人类活动相关的二氧化碳都不再是默认的前提，更不要说出台更紧的政策工具来。在我国，气候政策的主要实施机构手中不多的政策工具就是定指标、搞摊派、抓壮丁。以上种种方式，大部分情况下实现不了稍紧一些的目标，从而更紧的目标很容易从不可行过渡到“不应该追求”。

而讨论共同的政策，比如讨论不同国家何时出台何种碳税或者最低碳价格水平，这意味着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这无疑不为大部分国家政府所喜欢。但是，目前的“自愿型目标竞赛”走不下去的时候（2022-2023年，Sorry，又悲观了），新的范式就可能出来。它无疑具有优点：不像目标那么僵直。具体可以实现多大程度的碳减排，取决于经济形势的走向以及众多的其他因素，具有灵活性。比如目前出现的化石能源价格，特别是天然气的大幅上涨，煤炭在很多国家再次变得比天然气更具（经济上的）竞争力，那么减排的力度就自动下来了。2021年，北欧、欧盟很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相比2020年都有所下降，而煤炭发电量上升。它再一次提醒我们：现实的发展永远不是单向的。

过去30年的经历（experience）告诉我们：达成国际气候减排协议并有效充分实施是极其困难的；未来100年的大气物理学模拟表明：实现既定目标的时间窗口是极其狭窄的；过去100多年的实证显示：能源结构与技术变化的节奏一般是缓慢的，涉及到很多互相影响的“网络效应”；最近30年的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试图证明：“不断下沉”船只上的谈判（涉及合作与非合作博弈），仍旧存在多种可能性（所谓“均衡”）。

那么，人类能够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吗？各国能够在极其有限的时间窗口内碳中和吗？我们对于碳中和可以实现，还抱有信心吗？成功或者失败，我们到底是宿命的、不可知的还是失败主义的？都有哪些相应的理由与信念，甚至是信仰？

复杂的问题需要简单的答案。笔者的主观回答是——碳中和是一种宿命。

2014年9月16日，我在德国Berlin南区一个改造的废旧工厂区（目前是科技园性质），听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Weitzman讲气候变化问题。他在“长尾”分布的灾难事件的气候政策含义、实证与规范意义上的折现率、价格与数量工具的比较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老实讲，报告算不上通常意义上的精彩，相反有些沉闷。可能是过于艰深的理论研究工作影响了口头表达的可及性，抑或听众与演讲者过往知识背景的巨大差别，或者别的具体原因（比如时差）。观众的一些提问，母语为英文的教授第一反应是听不懂，或者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是，他的一个洞见，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让笔者越加感觉到其洞察力与思想的深度。

他说：“公众讨厌不确定性，人们想要简短的答案，气候变化在我看来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问题’（a problem from hell）……对于气候变化，人们倾向于推迟行动，直到出现紧急情况”。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有两个事情是永恒的，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愚蠢。但宇宙我还说不太准”。气候变化挑战会再一次证实还是挑战爱因斯坦的观点呢？

“气候是你预期的，天气是你实际得到的”。据说这是马克·吐温说的。气候是长期的，天气是短期的。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与气候条件紧密结合。我国南方的梅雨季节，空气湿度大，气温高，衣物晒不干发霉，所以有了“霉雨”的说法。可以想象，如果长期的气候变化了，那么它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都将是颠覆性的，尽管这可能很缓慢，只有很长时间以后才能被人们明确感知到。

气候系统是一个缓慢变化的复杂非线性系统，2050年对于气候问题的尺度只能算作短期。过去2万多年的平均气温一直是上升的，但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上升尤其迅速，与之前存在明显不同。在混沌理论中有着著名的“蝴蝶效应”，说的是巴西的一只蝴蝶拍动翅膀，就有可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飓风。初始条件的非常小的变化，足以引发很大差异的结果。这一理论仍旧是存在争议的，但是一个最不能漏掉的关键信息是“多长时间之后引发”？答案是“几个星期之后”。

因此，一个推导出的结论是：目前的天气预报，提前几周做到准确是不现实的，因为初始条件观测总是存在或大或小误差的，即使不考虑结构上的简化与不确定性。同样，即使我们现在立即停止排放二氧化碳，海平面还会继续上升1000年。你没有看错，笔者也没有写错！

温室气体具有很多独特性质，使得有效及时应对尤其困难。首先，不同地区的排放效应基本相同，并且占主体的二氧化碳化学性质很稳定，很难降解，具有积累性，这与局部空气污染物很不同。我们今天的能源排放行为，影响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气候。每个人的贡献可能都微不足道。如果减排，其收益被80亿人分摊，而成本需要自身100%承担。这（所谓“外部性”）属于严重的激励不相容。

同时，气候系统的变化是缓慢的，减排与不减排的效果短期内也无法明确感知，面临着代际之间的得失平衡，后代子孙还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要实现气候目标，必须接受的是：改变我们生产、运输、使用能源的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这无疑需要长时期、大范围、全球一致性的共同行动。

长时期、大范围、全球一致的行动？The Economist认为：你一定嗑药了（疯了）。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人类可以合作，但是同样这种合作不是无条件的，而广泛存在着“搭便车”（free-rider）的激励，享受别人合作的好处，而不付出自己合作的成本。过去的现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几乎30年的无实质性行动。

2021年Climate Action Tracker的评估显示：就2030年的气候自主承诺目标而言，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新西兰、俄罗斯、新加坡、瑞士和越南没有提升其减排承诺，甚至有所退步。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冈比亚，其排放态势与1.5度需要的减排格局一致。合作即使可以做大蛋糕（每个人都变好），但是也很可能成为非合作情况下的“囚徒困境”。

目前的气候灾害与极端天气，变得日益频繁的证据越来越多。目前大气中累积的温室气体，将促使进一步的温升。这很确定，意味着必须有一定程度上的适应（adaptation）。

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2020年，美国遭受了22次重大自然灾害，而1980-2020年的年平均值是7次。自2005年以来，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有五次发生在2005年之后。2021年6月底-7月初，北美地区刚刚经历了一场一星期的热浪，覆盖很少经历极端高温的大城市，比如美国的波特兰、西雅图和加拿大的温哥华。在加拿大的哥伦比亚地区，有180起野火的记录，最高温度接近50 ℃，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

2021年8月11日，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城市录的48.8度的高温，可能打破了欧洲有史以来的高温记录。

我国传统上多旱少雨的北方地区，夏季的雨水天气似乎越来越多。2021年河南、山西等地都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气候与气象科学家的相关与因果分析称：这些事件如果没有人为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

气候系统存在“临界点”，意味着物理上一旦超过临界点，系统就崩溃了，要重建是非常困难的。2021年8月1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IPCC发布了第一工作组报告，对气候变化最新的科学研究结果进行了综述。这份报告浓缩了约14000 份出版物中关于气候变化物理学基础的研究现状，确定了比以前显示的更严重变化。有好事机构做了一个G20国家居民的调查，有超过70%的人现在认为，地球不可撤销的“临界点”变化已经非常临近，需要切实的行动。

目前的气温，相比工业革命前已经高出了1度多，一些变化已经不可避免，甚至不可撤销（irreversible）。小时候，农村小学教室的大棉衣棉裤垒起来，可以在教室里面堆一整面墙。对于很多“怕冷”的同学来说，这一套臃肿的装备往往需要穿到来年的5月份。我们的主观感受是：现在越来越不是这样。如果温升的趋势延续，一些对海水问题异常敏感的珊瑚礁，可能就面临着活力进一步下降乃至死亡；一些局部地区的冰川会永久消失，再也不会回来。因此，在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看来，如果我们真正在乎地球的健康，接下来的世界将需要是一个“修复”的世界。需要人类把对地球的这种在乎成为一种内心的强烈需要，而不仅仅是实现某个人类功利目的的手段。

这类似于一个严重超载的船只上的谈判，大家争论谁先把自己的财物、甚至肉身扔掉，以避免水面漫过船仓，从而不断进水最终沉没。一方面，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后果的可怕性以及贡献于这个事业的道德优越感，因此形成一个大的合作集团（超越经典的“囚徒困境”显示的非合作博弈）的可能性很高，类似“巴黎协定”下的各个签约国。另一方面，合作的集团越大，其成员面临的自身成本与分摊集体收益就越加不成比例，因此集团内部“搭便车”，乃至造假的激励会越大。比如扔了几件轻衣服，但是佯装扔了银两，态度坚决、行动打折。合作的收益越来越小。

最终，到底会形成何种结果呢？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众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实现目标，避免沉没”的均衡；第二，“众人聚众，众志成城，装出一副努力的样子，眼睁睁地看着滑向临界点”；第三，还是“装作努力的样子，过了好长时间，发现船还是一直在沉，没过警戒线了，都慌了开始来真的”。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明显危机状态了。光扔银两已经不够了——进水了，还必须得开始舀水出去，乃至于开始扔人。先扔谁又是一个大难题。

这个问题无疑选择一个答案是简单的，但是验证答案是否正确很难。让我们先理解一下这艘气候“沉船”会在多长时间内沉没——从碳排放预算概念谈起。

碳排放的累积特性，使得我们可以基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排放以及温升，推导距离1.5度与2度气候目标的剩余“排放空间”，此为碳排放预算概念。尽管这一过程，从化石能源燃烧或者土地利用释放温室气体（单位比如亿吨），到大气传输富集密度增加（比如PPM，百万分之一单位），从而辐射力增强（W/m2），最终导致温度上升（K值敏感系数）的长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或者未知因素。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测算的1.5和2度目标的剩余碳预算分别为400和1150千兆吨二氧化碳（从2020年初算起）。这比之前的测算要高一些。基于这一总量，以及2019年的世界排放水平，1.5度还有7年11月耗尽，而2度目标还有25年8个月的空间。

基于此，到了2035年，再乐观或者悲观的观察者，也会有一个比较确认的主观结论——是否1.5度还可行或者实际操作层面已经无法实现（out of reach）。到了2035年，我们大体上也会比较有把握的知道：我国2030年前达峰的目标是否实现了。这个时间点从目前各种节奏变化来看，还是有点太远了。

在历史上，实现1.5度目标对应的下降速率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以及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的短暂几年中出现过。这根源于能源系统正常情况下的变化，受限于各种环境驱动与限制因素，往往是非常缓慢的。目前可以确认的是：2022-2023年全球排放将大幅反弹，回到甚至会高出疫情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