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树伟
卓尔德环境研究(北京)中心（DERC）
2022年春季开始，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各国的很多结构性变化可以称为“危机模式”（Crisis mode）了。人是习惯的动物，社会往往在很多方面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代表着常态与稳定，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个随时在变化的世界。当这种连续性在短期内迅速降低，人们要快速调整各种习惯，摆脱路径依赖，往往会衍生各种特定与集体性的问题，往往意味着困难与危险；突发情况紧急，反应时间有限，也需要快速决策应对。这些快速变化本身以及它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是为”危机”的通俗含义。
这一危机突出表现在
2021年，欧盟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还占其总进口的40%，到今年10月份，半年时间，这一比例（按照月度衡量）已经降到了不足10%。
2021年下半年之前，欧盟各国的批发电价水平，大体在低到3-6欧分/度kWh的水平（按照小时平均）。目前这一水平维持在40欧分以上已经超过半年。作为未来价格预期的期货市场（2023年交付），甚至有100欧分/kWh的成交情况，尽管数量不大。
天然气价格在2021年下半年之前20欧元/MWh的水平上，维持10倍的上涨，2022年大部分时间在150-200欧元/MWh的高位。截止本文成稿的11月中旬，由于储气设施已经充满，天然气现货价格大幅下降到50欧元/MWh的水平，甚至短时出现负价格。但是1-3年交付的期货价格仍旧维持在100欧元左右的水平，是新冠疫情前“常态价格”的4-5倍。显示了人们对未来天然气市场价格仍旧不太乐观的预期。
电力与天然气价格上涨，以及其他原材料、食品与住房价格的上涨，使得欧洲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同比普遍超过5%，甚至10%。居民购买力或出现下降，代表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涉及人的基本福利条件出现倒退。
目前，化石能源品种中，石油经过了短暂的高价格之后已经回到80-90美元/桶的水平；欧美对俄罗斯的石油限价预计会在2022年底开始实施；而煤炭在欧洲的能源结构中已经微小，属于战争一开始就被禁运的品种。 所以，所谓2021年下半年之后的能源价格变化，称之为笼统的“能源危机”，在笔者看来，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说法。问题从一开始，直到现在，还仅仅限于天然气供应与价格动态。
当然，未来是否还是这样，不得而知。站在目前的时点上（2022年11月），减轻高能源价格的“痛苦”与影响仍旧是欧盟与各成员国的重大关切与头疼的问题。这个目标（target）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用何种方式（means）去实现这个目标，往往成为关键。
拟议的方案包括：如何限制天然气的价格（cap，subsidy or 卡特尔购买）？从市场设计的视角，推动气价与电价脱钩（decoupling）以降低电价？这些重大的市场与管制规则改变，操作不好，那么非常有可能为了解决高价格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与伴生长期影响。比如浪费金钱、更多社会公平正义乃至物理供应中断问题。
本文中，我们电力系统供需与容量充足性的视角，来讨论这一合适的干预手段问题。
天然气价格高企
是造成电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高涨的天然气价格，通过电力边际成本定价机制几乎以1:1的方式传递到电力部门。天然气的供给能力已经达到最大程度，市场的价格变化变得非常敏感。
电力市场基于“边际成本定价”，在电力资源受限的大部分时间（核电出力不足、燃煤机组上线缓慢、可再生出力遭遇干旱天气），天然气机组边际成本决定整个市场的价格。“天然气机组一般效率在45%-60%，如果天然气价格是A EUR/MWh，那么现货电价（往往日前价格更具有交易量方面的代表性）就会是2A EUR/MWh。
欧盟主要国家的政府，出于民众情绪与压力，必须做点什么来消除、减弱以或者缓冲这种价格暴涨的影响。西班牙葡萄牙限制了发电用气的价格，德国祭出了总规模2000亿欧元的“减轻上涨压力”援助，英国的锁定家庭能源支出的计划起起落落，欧盟委员会也修改了危机时期的“国家援助”（state aids）的规则。
这在现实中，已经逐渐发展为一种补贴竞赛，总量超过5700亿欧元。由于相当部分国家（除了德国荷兰与北欧国家）处于债台高筑的情况，各种形式的补贴必然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属于“战争”期间的特殊安排。
能源市场越发割裂，大部分终端市场分裂为基本需求市场（比如过去平均水平的80%）与“奢侈品”市场（比如超过80%的部分）。前者基于尊重历史现状，保持低价格；后者随行就市，暴露在高价格下以激励更进一步的节能。
电价与气价“脱钩”有政治必要
但是手段不对往往危及系统平衡
目前，电力系统的容量充足性并未出现问题，但是危及它的潜在因素已经出现过很多，所幸还没有成为集体意志。
比如，给定天然气供给受物理限制很大——没有管道与LNG接收站，几乎就无法贸易，最大程度的节约天然气成为一个目标。德国FDP党派头目财政部长Lindner曾在2022年6月公开给Green Party头目经济与气候部长Habeck喊话：“天然气不能再用来发电了，但这现在仍在发生，Habeck有法律权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节约天然气再重要，也不是一点没有。这种“有还是没有”的二值思维如果成为政策，那么就意味着高达3000万千瓦的（天然气）电力容量没有了。日常消耗品——能源的短缺会迅速转化为长期资本品——电力容量的减少。这样，系统的容量充足性会很快成为一个短期的问题。
截至本文成稿，欧盟层面的任何应对天然气危机的措施，大体未摧毁市场总体供需的“温度计”显示——批发市场的价格。整体市场上采取的措施，更多是在这样一个高价格形成之后，对其可能的影响进行管理（manage，在目前的语境下，是为“缓解痛苦”缓冲）。这些措施包括对零售端进行支出上限管制（通过补贴方式）、对价内发电能源（具有丰富利润）征收暴利税、法国对占据本地市场85%的EDF的电力售出价格直接限价。等等。批发市场的定价周期非常短与快，往往很难设计机制去降低价格而不危及供应的可靠。
当然，例外是存在的。比如比利牛斯半岛的两牙国家对发电用天然气价格的限制（通过补贴实现）。这两个地区具有丰富的风电与天然气接收站，似乎觉得自己受整体影响承担高的电力价格属于不必要的烦恼。因此，通过补贴天然气价格，使得电力价格下降成为一种选择。它会助长天然气消费的增加，恶化其他地区（特别是处于内陆没有LNG接收站的）本已经短缺的天然气，并且推动电力的进一步出口。当然，程度上，如果国家间的连络线有限，跨国影响还是比较小的。最麻烦的问题，在于这种价格限制，会使得存储天然气变得无利可图，乃至一些发电商还会把已经存储的天然气直接在现货市场卖出。因为未来的燃料价格政府给充分“担保”了。这在目前的形势下，无论对天然气还是电力（存在缺燃料停机风险）的可靠供应，都不是好消息。
猜想：
什么情况下欧洲有地区
可能因为容量问题而“黑灯”？
需求因为终端价格信号迟滞大幅增加。德国总理Scholz在11月初的一个公开节目中谈及：“有人向他抱怨，2021年刚刚把家里的电力采暖改为天然气”。言外之意，这在目前的形势下意味着新增的大幅采暖支出。如果今年冬天，大量的人群因为高涨的天然气取暖价格变得格外敏感，而采用一些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往往意味着供暖质量的大幅下降）——比如电暖器、电热毯等，那么电力系统的最大负荷就会变得异常的高（相比历史同期），非常难以估计。历史上情况的参照意义就变得不大。
供给侧出现“以邻为壑”的事实操作。俄罗斯5月14日中断了持续很多年对芬兰的电力出口。以年度电量计算，约占芬兰用量的10%；瞬时净功率1000MW，约占最大负荷的7%。直接的原因无疑是进出口结算因为欧盟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而变得异常困难。支付欧元俄罗斯收不到或者收到了也无法动用，支付卢布也有违背制裁的嫌疑。通过“欧盟”实现共同安全（比如统一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目前还是各国执政党的基本方针，但是日益受到各种“独立”势力的挑战。比如相对超脱的挪威，不缺气不缺电，因为高涨的电价，在今年旱情的时候，就出现了“限制电力出口”的声音。这对某些依赖外来电国家的系统充足性无疑不是个好消息，给定电力系统的“反应速度”需要比其他市场快的多。
新的可控电源出力不足情况发生。比如德国，围绕是否延期核电站，政府联盟已经出现裂痕。事实上掌管气候与能源政策的绿党，以反对核电起家，但是不得不做出核电延期下线的决定，延长到何时跟联盟其他人谈不拢，政府总理只好做出内阁权力裁决。如果继续有本已经不太“富余”的机组的非正常退役，那么系统的充足性程度将进一步下降，直至耗尽。
黑天鹅事件发生。黑天鹅在现实世界中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无法测量（measure），因此没法子用任何科学方法去研究。四川今年8-9月的大旱是黑天鹅吗？完全不是。如果你看过去1000年的水文资料，这个旱情有点突出，但是并不极端。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的事情，大体就可以总结其统计规律，从而成为实用主义视角应对风险的依据。目前的统计学就是这么做的。这恰恰是《黑天鹅》一书的作者非常诟病的一点。因此，面对这个含义的黑天鹅，唯一的选择就是“躺平”——因为我们现在对它是什么，如何影响电力系统仍一无所知。
对我国的潜在外溢与心理影响
欧洲天然气危机（再一次，没有“能源”危机！）的发生，客观上为我国能源文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公众关注度方面的巨大机遇。
价格与限价是关于现货（Spot）还是期货（Future）的？价格与补贴是批发市场（Wholesale）还是零售市场（Retails）的，定价周期多长？某一价格水平关联的贸易量多大，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整体价格水平动态，具有代表性？这些在正常情况下，是几乎无人关注与追问的细节。但是，在过去的1年多时间内，均有着密集讨论与高分辨率辨析。在掺杂了事实与谎言、描述与主观展望、夸大其词与避重就轻等众多因素之后，无疑，公众对能源供需价格贸易的理解更加深入了。
谎言比真相传播的更快更广？
有学术研究，利用推特公开的数据库，调查了2006年至2017年在其公众平台传播的所有经过验证的真实和虚假新闻故事的差异性扩散。结果表明谎言比真相传播的既快又广泛。而老年用户分享的假新闻文章几乎是最年轻年龄组的七倍。
我国扩大的天然气利用能够承受能源安全关切的提升吗？
不得而知。笔者的主观看法是：可以，并且我们需要用安全的略微恶化换取其他维度的巨大进步，比如用能的独立性、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提升等目标。
如何结构化地理解国外发生的事情？
这个话题因为现实的快速变化，现在变得相关与重要。过去很长时间，在我国能源届有种说法——学习国外经验（Experience）。现在，欧洲遭遇了危机，又出现了“德国能源战略不够成功”的大判断。还有分辨率稍高的拟人化说法：欧洲能源转型是教训，但是气候问题应对还是我们的“老师”。
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对于我们的进步往往是没有帮助的，我们更加需要逻辑分析与推演，而不是根据最终的结果来反推评价。
Experience翻译过来有经历与经验2个意思。经验无疑在中文中是个褒义词，这种说法还显得我们很谦虚。但是就笔者的理解，在英文世界中Experience更倾向于一个中性的“经历”含义——也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从第三者的角度看，应该跟故事差不多性质。比如 ，说一个人的个性，通常有“open to experience or closed”一说，指的一个人是否对新的经历保持开放。显然这里的意思不是“经验”了。
我们需要了解其他国家，正如政治学者一再强调的比较政治学——“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
但是，我们需要结构化地理解世界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给个主观大论断：欧洲还行不行？欧洲还是不是老师？以上拟人化粗分辨率的说法跟如何做好我们的工作过去不相关，未来也不会。这关系到我国集体心理方面的关键共识。目前的多层面讨论，从反复加码的能源安全关切，而从不回答“现在安全情况如何了”看，仍旧是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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