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新能源合作遭遇政治阻力

2024年2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智能汽车和联网汽车进行调查，因为它们可能会搜集美国车主的敏感信息，并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由于与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网联化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所以拜登总统所说的智能和联网汽车主要指新能源汽车。美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关于中国车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渲染更加惊悚。她说联网汽车可以被坏人远程操控。“想象一下北京的某个人使几千辆或者几十万辆正行驶在美国道路上的中国联网汽车突然同时熄火。其中潜藏的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风险令人担心”。作为个案，这件事折射出目前世界新能源发展正遭遇较大政治阻力，而能否克服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阻力、加快发展新能源事业，关系到全球气候治理能否顺利推进、世界碳中和目标能否按期实现。

一、世界新能源发展遭遇逆风

由于利益的影响，一些国家和个人对发展新能源本来就不够积极。首先，一些国家的出口收入、财政预算等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出口，它们不愿意看到未来新能源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替代。其次，各国国内许多人的生计与化石燃料消费密切相关，他们对新能源发展的态度比较消极。

近年来，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昭示需要加快能源转型。然而，世界能源转型和新能源发展非但没有加速，反而有减速的苗头。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新能源合作正从全球化退向区域化、阵营化。

欧洲多年来是全球新能源发展的排头兵，发布了《欧洲绿色协议》、《欧洲气候法案》等较多极具抱负的气候治理文件。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对欧洲气候治理雄心造成沉重打击。冲突导致欧洲的能源危机凸显。为应对危机，欧洲改变了前些年的激进转型战略，转而强调要推进能源务实转型、提升能源安全，还要增强欧洲能源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加大了对中国等国家生产的新能源产品的限制。2023年8月欧盟《新电池法》正式生效，要求自2024年7月起动力电池以及工业电池必须申报产品碳足迹，自2027年起动力电池出口到欧洲必须持有符合要求的“电池护照”，记录电池的制造商、材料成分、碳足迹、供应链等信息。中国等国家生产的动力电池进入欧洲市场将面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10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其调查范围包括主要设计用于包括驾驶员在内的9人或9人以下的运输，由一个或多个电动机驱动的纯电动汽车。如果调查结果成立，欧盟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美国的情况更加复杂，政治因素对其新能源发展发挥了更加明显的消极作用。对内，拜登政府越来越多地强调促进国内就业等是发展新能源的前提。对外，拜登政府采取孤立主义的能源政策，通过实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等方式，对国外低价新能源产品竖起高墙，导致美国国内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的价格偏高，严重影响了其新能源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拜登政府从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考虑出发，试图在新能源领域与中国脱钩，这明显对美国新能源的发展造成了拖累。

2024年11月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如果共和党人特朗普胜选，鉴于其在上一个总统任期内的表现，估计在他正式上任后的四年内，美国新能源行业将再次遭受较大冲击，发展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上升。

二、中国需要积极推进

国际新能源合作

为什么中国需要推进新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一个关键原因是在推进世界新能源发展方面，中国的全球责任和国家利益高度一致。

一方面，作为现阶段最大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有义务通过加快发展新能源等方式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而在美欧政府越来越多地强调“务实”、其气候政策渐趋保守的当下，中国有必要和其他发展中大国一起，努力让世界新能源发展的大旗继续高高飘扬。

另一方面，促进世界新能源的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近期党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构想，而推进中国和世界新能源事业与其精神高度契合。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其中在9月7日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这说明从一开始，发展新能源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国内新能源发展已取得了较大成绩。比如，从2003年到2022年，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分别增长了762倍和4,276倍，明显高于全球32倍和574倍的增幅。目前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均超过世界总量的30%。 

然而，一方面中国新能源发展速度虽快，但其规模与传统能源相比仍然偏小。比如，在2022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消费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占比约为82%，而包括风光电在内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只有8%。又如，虽然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中国汽车保有量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只有6%。另一方面，“一枝独秀不是春”。为了全世界能源事业的进步和子孙后代的福祉，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把全球新能源发展的“饼”做大。

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克服国际新能源合作困境的中国方案。2024年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深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变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由此可见，推进国际新能源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战略性安排。

10年前，习总书记也在会议上强调过能源国际合作的重要性。2014年6月13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在会上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战略思想。其中在合作方面，习总书记指出要“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能源行业的跃迁。10年前，中国政府主要关注通过国际能源合作，获取国外能源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资源，保障中国能源安全。10年后的现在，习总书记再提国际能源合作时，重点已经不在资源获取，而是在于科技创新、产业链合作等。这一方面折射出由资源为王向科技驱动过渡的世界能源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新能源行业自信心的提升。

三、中国应如何推进

国际新能源合作？

加快推进国际新能源合作，涉及的事项必然千头万绪，而其基本原则宜包括：

首先，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为指导，努力建立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和气候治理的广泛联盟，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绿色贸易壁垒，共促全球新能源行业的进步。

其次，需要与西方国家进行更加全面的新能源合作，努力丰富合作方式。既要克服困难、继续推进新能源贸易合作，还要更多地与西方国家开展相关的技术创新、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环节以及金融等方面的合作。

最后，需要努力扩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合作规模。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发展新能源的积极性正在升高，其风光电和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的市场正在扩大，这些为中国新能源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大的业务空间。中国相关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密切合作，共促新能源事业的进步。

文/王海滨

作者系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