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燃气企业转型路径探析

在2020年9月召开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做出“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对于国内能源行业来说，这一承诺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发展形成“强力约束”。当然，这也为中国城市燃气企业推进转型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部分国际公用事业企业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新能源，确定走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道路，并开始做出经营战略上的调整。近几年，国际上很多公用事业企更是纷纷提出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2020年，东京瓦斯提出了到203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通过提升天然气的使用效率，拓展新能源在发电领域的应用，积极使用碳捕捉和封存技术，不仅在东京地区更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二氧化碳减排。法国ENGIE公司也提出了到2045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并加快实施能源资产重组，加速布局新能源业务，加快由传统的以天然气、电力业务为主的公用事业公司向以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发电业务并重的“绿色”综合能源服务以及城市零碳服务模式的转变。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重要和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燃气行业已经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但是如何转型，企业尚没有成功先例可循。尽管在各种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在调整能源结构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作用很大。但是，就新能源业务自身无论是技术管理还是运营模式、盈利模式等，都还处于成长阶段，“自我造血”机能不足，“经营靠补贴”的发展理念仍较普遍。

城市燃气企业进入到可再生能源、发售电等新业务领域后，未来发展还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城市燃气企业不应仅仅为了呼应外部压力盲目制定和实施转型发展战略，而应首先对行业发展前景，特别是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转型发展的动力、方向、优势、实现路径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紧紧围绕能源需求结构变化和特点，切实做好发展规划，稳妥把握转型发展节奏，提升转型发展的成功率。

我国城市燃气行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全国仅有7个城市有人工煤气，供应量为2亿立方米，仅相当于2020年北京市高峰日用气量的80%。1997年9月30日，陕甘宁天然气正式进入北京，2005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宣布中国已经从“石油时代”进入“以油为主、以气为辅”的时代。2000年以后，国家出台了鼓励清洁能源利用的政策，建成了西气东输、陕京线等长输管线设施，带动了天然气消费快速上升，天然气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伴随着市政公用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城市燃气行业得到快速发展。2002年12月，住建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市燃气行业市场化改革。2004年，《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6号）出台，提出在燃气行业实施特许经营制度。自此城市燃气企业“投资靠政府、经营靠补贴”的现象逐步消失，国有城市燃气企业改革改制不断深化，大量城市燃气企业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2010年，我国城市燃气行业最高立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的出台，更是为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我国城市燃气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呈现资本多元化格局，国企、民营企业、外资等都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伴随着中国城镇燃气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除政府投资外，众多境内外资本也积极参与燃气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初步形成了以部分区域型国有企业、跨区域集团企业为主和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为辅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格局。以具有代表性的15家全国大中型燃气集团为例，这15家集团所属燃气企业共有1100家，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40.5%，民营企业占49.8%，外资企业占9.7%。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燃气行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城市燃气行业中的天然气消费量从1990年的不到60亿立方米增长到2019年的1040亿立方米；中国居民炊事气化率已经从16.5%提高到96%；用气人口从0.5亿增长到6亿。截止2019年，全国600多个城市大部分已用上天然气，按用气人口计算，天然气在城市燃气中的比重接近70%，按热值计算接近90%。天然气管网总长度近90万千米；储气设施建设规模也将近100亿立方米。

近年来，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成为电力市场的主宰，而电能替代开始成为全球各国工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首要选择。尤其是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后，减少碳排放获得了全球普遍关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国家都相继出台了“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提出了“零碳国家”目标。根据《2020年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研究》等报告内容显示，我国天然气行业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这就迫使城市燃气企业不得不思考未来10年乃至2030年之后的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做出应对。

当然，城市燃气企业必须要客观全面地看待天然气消费达峰这一重要“里程碑”。目前，对天然气消费达峰的预测主要基于从供应侧的新能源比例的提升和消费侧的电能替代的加速。然而，全球新能源发展在供应侧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各国政府都给予了丰厚补贴等鼓励政策，但是新能源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仍是制约其在供应侧大规模发展的“阻碍”之一。光伏、风力、水力发电都不稳定，都要严重依赖于天气和季节，恐怕还需要保留一半的能源来源依靠火电、气电以确保整体能源供应的稳定性。而在消费侧，实现能源消费电气化还有较大的难度。根据《2020年BP能源展望》，新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占比仅为5%，到2050年完全实现新能源和电能替代不具有可行性。另外，受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气消费也极不平衡。根据国际燃气联盟（IGU）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19年，亚洲、北美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的天然气消费占比分别为33.2%、26.9%、25.9%、6%、5.5%和2.5%。不难看出，单就天然气消费水平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比接近70%，以非洲、大洋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地区占比仅为30%。

就天然气可及性方面来说，在新能源成本降到足够低之前，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且天然气消费占比都很低的部分地区是难以直接跨越到电气化时代的，天然气仍将是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依赖的能源产品。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即使天然气消费达到峰值，也不意味着世界不再需要天然气，而是天然气消费在能源领域的占比将逐渐减少，但是其用于居民、采暖、发电的主导能源地位短期内还是难以被撼动的。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依靠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传统居民炊事用能习惯，决定天然气不可能快速被电能所替代。

就中国而言，天然气仍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未来10年左右我国天然气仍将快速发展，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会明显增强。

综合分析城市燃气行业发展面临的形势，转型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环保驱动。近年来，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话题，主要经济体和国家都相继出台了实现巴黎气候会议达成的减排目标的法律法规，国际金融机构对批准给予传统天然气项目发展资金也出台了更为严苛的制度。如欧洲委员会2019年底发布了《欧洲绿色新政》，宣布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目标，不将来自欧盟的温室气体释放到大气中。2021年5月，国际燃气联盟（IGU）在《IGU关于气候变化和燃气未来作用的立场》中提出致力于全球能源体系的大规模脱碳，采用碳捕获技术以及增加低碳燃气/零碳燃气的方法，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欧洲投资银行也决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2021年起不再为包括油气在内的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贷款。亚洲开发银行在2020年发布的《2009-2019亚行能源政策与项目评估报告》中提出要退出新增燃煤发电（热）厂融资；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发电项目，要引入合理的筛选标准并使能源政策与亚行整体战略相一致。

二是资本驱动。目前，资本市场已经高度关注国际石油公司、公用事业公司所履行的碳减排状况。绿色债券受到投资者青睐，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公募基金等投资人开始关注ESG因素，以及关注债券发行是否包含绿色发展条款，发行人所筹集资金是否用于高碳业务。所以，如果企业不能满足资本市场新的要求，无疑将增加公司融资难度，对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效益驱动。保证持续的盈利能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十三五”以来，国家出台政策加快上游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步伐，同时下调了接驳费率，城市燃气企业收入和毛利均受到挤压，依靠传统上的天然气销售、收取接驳费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

根据已有的发达国家公用事业公司的转型或者是能源公司转型的实际情况来看，推进转型发展并不是说要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新的行业，也不是说要完全采用一种全新的业务模式，而是说要对企业现有业务模式和组织运行方式进行调整，短期内可能还要延续现有模式，要想向新能源转型，加快实现碳中和，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上看，城市燃气企业转型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优势。

首先，城市燃气企业转型发展与社会公众期待高度一致。目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就城市燃气企业而言，本身就是民生行业，与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业务开展和产品使用过程中都面临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使命，同时企业自身也面临由高碳业务向低碳业务甚至无碳业务转型发展的诉求，与政府监管、社会公众的期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更加顺畅地处理好与政府监管、社会公众、投资者、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必将有助于提升企业转型发展的成功率。

其次，城市燃气企业转型发展与传统业务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随着天然气终端使用效率的提升和不断向农村等广大地区的延伸，企业将面临较为严重的交通运输以及所需燃气、电力等能源连续有效供应的瓶颈。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业务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的高效解决方案。同时，企业在进入发售电领域后还可以利用原有的燃气供应及销售优势，获取更多的电力用户，新旧业务的协同性发展有利于系统性降低用户开发的成本和碳排放强度。

最后，城市燃气企业良好的市场信誉和融资能力为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转型发展是一个需要提升投资强度、大量消耗资本的过程，这与城市燃气业务发展对持续不断的资本高强度投入具有相同的特点。城市燃气企业作为公用事业企业与民生相关且收益稳定，能够长期保持正向现金流，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与各类资本市场主体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这无疑将更有利于城市燃气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融资操作，筹集转型发展所需资金。

东京燃气是日本最大的天然气企业，为东京及周边地区的近近千万用户持续提供能源服务。继承于1885年成立的东京府瓦斯局，东京燃气通过不断探索天然气一体化与能源清洁化、数字化、服务化转型，成为如今以天然气业务（主要是LNG）和电力供应为主体的综合能源服务商。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东京燃气的转型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日本开始推广全电力住宅，对天然气市场产生了一定威胁；同时日本电力政策逐渐解绑，东京燃气开始进军电力市场，为用户提供集中与分布式的供气、供电多元服务，逐步发展形成气电并举的多元化经营。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京燃气积极布局氢能等清洁能源，投资可再生能源，发挥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的协同互补效应，协助推动日本实现氢能社会愿景；推动数字化转型，发挥客户与数据优势，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客户洞察、降本增效，协同社区、政府、合作伙伴（不同行业企业及创业公司）共创合作生态，将多元产品、技术和服务灵活组合，形成综合型解决方案，以解决从个人生活方式到当地社区的各种问题，提供综合数字能源服务。2020年，东京燃气发布2030战略指引，提出将在未来十年以LNG价值链为主体，持续提升天然气使用效率，推进数字化、清洁化、分布式能源发展，布局智慧能源与智慧城市，逐步推进“零碳转型”步伐。不难看出，东京燃气的快速发展始终围绕其天然气核心业务，以天然气纵向一体化为核心，逐步构建气电并举多元拓展的产业格局，强化业务核心竞争力，并以此为基点向业务多元化、能源服务化、服务数字化延伸发展，实现业务稳健增长。

法国ENGIE公司（以下简称ENGIE）是一家集天然气全产业链、能源服务以及可再生能源等业务为主的全球能源领域的领军企业。

ENGIE的转型也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其收购海外天然气上游勘探开采领域资产并进而拥有大量LNG资源，其次再积极进入电、热、冷等综合能源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能源一体化逐步加速，能源市场化竞争不断加剧，以阻止意大利国家电力收购法国重要能源企业——苏伊士集团为契机，ENGIE在法国政府主导下实现与苏伊士集团合并，并完成私有化进程。并入苏伊士集团电力资产。此后大力收购电力企业，为其天然气业务提供了稳定的下游市场。2008年至2010年期间，ENGIE每年至少支出100亿欧元以支持其增长战略，形成气电互补的增长模式。但随着能源市场供给过剩，传统的火电成为前进的包袱，ENGIE开始寻求瘦身转型，于2014年前后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即切分不良资产，向可再生能源，数字化、分布式能源服务积极转型，仅2016年至2018年战略转型投资就超过其年收入的一半以上。通过大规模的兼并收购、设立风投基金、孵化器、内部创新等方式，ENGIE加大对清洁能源、能源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能力构建和创新公司孵化的投入，积极推动创新业务能力建设，提供数字化综合能源解决方案。自2019年始，基于积累起来的数字能力，ENGIE继续提出“引领全球零碳能源转型”的远大愿景，通过业务能力整合，切入了更广阔的城市服务市场，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不难看出，ENGIE在早期完成天然气纵向一体化发展后，面对愈加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正是通过“以气吞电”合并苏伊士电力资产的关键举措巩固领先地位。而创新式发展是ENGIE实现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面对清洁能源浪潮和新兴数字趋势，ENGIE积极转型，大力投入以推动清洁能源、数字化、分布式等创新业务发展，通过把握时代创新机遇、塑造差异化竞争能力，引领能源行业发展潮流。

此外，以东京燃气、ENGIE公司等为代表的国际领先公用事业公司在近几年纷纷通过科技创新应用打造数据平台生态，提供数据驱动的智慧化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满足用户个性化能源需求，进一步增强用户粘性并赚取超额利润。

就中国而言，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公布的数据，2019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为57.6%，远高于全球27.1%的平均占比，煤炭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产品；相比煤炭，碳排放水平更低和效率更高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分别为19.7%、7.8%，分别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3.1%和24.2%，与经合组织国家的38.4%和27.8%差距更大。因此，我国应首先着重推动能源消费结构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变，一方面强化煤炭消费过程中的碳处理，降低碳排放水平，另一方面加快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逐渐降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水平。这也决定了中国城市燃气企业的转型发展应充分尊重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特性和能源消费结构现状，兼顾新能源发展方向的转型发展之路。

笔者认为，未来城市燃气企业的转型模式应为以城市燃气业务为核心，打通天然气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下游终端市场、 中游管网到上游气源和储备的全产业链布局；围绕终端用户需求，提供冷热气电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推动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实现清洁能源综合运营和多能互补，持续提升能源效率和服务水平，从单一燃气供应向清洁能源综合运营转型。基于此，提出如下转型发展思路和建议：

外部扩张简单来说就是城市燃气项目并购，但经历2012-2015年城市燃气项目收购的高峰期之后，各省市级、县区级优质项目减少。受宏观经济下行和终端消费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2019年以来，很多民营燃气企业面临更大的债务和融资问题，一些企业经营愈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降杠杆、获取流动资金，部分具有区域性、集团性特征的企业考虑出售资产或出让部分股权的可能性增强。

经过近20年的积淀，很多城市燃气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经验，这些经验恰恰是企业对外扩张的“资本”。因此，建议未来应不断加大对下游领域的投资力度，提高管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充分挖掘用户需求，做强燃气分销业务；同时，加快开展规模体量较大的集团性、区域性城市燃气项目并购，持续扩大气量规模进而提升市场规模。

经过20多年的竞争和发展，部分城市燃气企业都试图在产业的上下端继续延伸产业链，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供给能力，通过设施建设的优势争夺这个地域性经营特点明显的市场。少数实力出众的大型城市燃气企业经过若干年的奋斗拥有了多个局部省、地市级别的城市规模管输网络，具备了几百公里规模的高压支干线输送能力，少量的LNG接收站，甚至建设了国际输气管线，以及参与国外的气田开发。这种能在实现基本城市供气业务以外拥有资源的企业，都是城市燃气行业里的明星企业。资源整合优势让这部分企业在城市燃气市场中的兼并扩张中占据了绝对有利地位。

因此，建议在上游方面，城市燃气企业应充分利用当前较为有利的国内外能源市场环境，积极获取上游天然气资源；中游方面，持续参与国内天然气长输管线和储气库建设，掌握一定的天然气管网输送能力和储备能力。积极投资建设沿海LNG接收站，打造上游资源与下游消费市场的“枢纽”和天然气贸易通道；下游方面，要持续挖掘用户价值，关注用户需求，构建以节能服务、计量服务、燃气保险、燃气具售卖和施工安装等为主的增值业务体系。

新能源业务对于城市燃气企业来说，是一项崭新的业务领域，同时也与城市燃气项目、分布式能源项目等业务具有高度协同性。在开展城市燃气项目、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同时可以充分利用项目所在地的太阳能、风能等自然条件，可以妥善布局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与燃气业务可以形成协同效应的新能源业务，进而推进企业实现碳中和。

因此，建议城市燃气企业要依托由近千个城燃项目、近五亿的用气人口组成的终端配气网络，通过参股投资或技术合作等方式投资布局新能源、新业态，探索氢能、分布式光伏、储能等综合能源前沿技术领域；利用现有LNG、CNG加注站资源优势，依托已经形成的网络，开展制氢、加氢项目。 

城市燃气企业必须系统性地考虑以降低碳排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转型发展，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优化能源生产和供给结构。一是致力于不断降低天然气在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这包括提升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两个方面。二是致力于不断减少对天然气在运输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甲烷泄漏，重点是对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排放实施有效捕集，使之尽可能少地排放到大气中，同时变害为宝，推进碳综合利用，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三是致力于根据业务开展地的自然条件，通过开展新能源业务减少含碳能源产品的使用，并力争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低碳和无碳绿色能源产品。四是致力于围绕新能源业务建立业务和工作系统，加强对新能源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例如，以新能源发电为基础建立天然气制氢体系，实现向“蓝氢”的转变，用技术发展推动制氢成本快速降低，提升氢能竞争力，以推进氢能业务布局发展，形成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

坚持业务与技术双驱动，以用户为中心，运用智慧化技术手段实现用户、业务、装备、知识等多维度深度连接，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体验，通过场景化服务设计、服务化平台建设、 敏捷组织转型与开放生态协作，释放数字技术价值，把握数字经济时代融合创新机遇。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智慧化转型的落地和商业化运作，努力实现“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进一步释放智慧化转型的效率、效果、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