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子田小组斜挂在半山腰上,山脚下是补丁一样连接起来的农田,对面的山上漂浮着大朵白云。

村里的路不宽,但已经硬化,房屋低矮,外面贴着瓷砖,有一种违和感,但也透露着村民对体面生活的向往。

路边一户人家的门敞开着,迟疑一下,我们走了进去。

见到我们,阿姐有些拘束,搓着手,坐到了床板上。床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床腿支撑,铺着垫子,皱巴巴的,已经有些看不清颜色,没有被子。

环顾屋子,没有柜子,也没有区隔,桌台上凌乱地摆着生活必须的物件,锅碗瓢盆,再也见不到其他东西。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味道。火塘里架着烧饭用的壶。阿姐起身,掀开盖子,问我们吃不吃土豆,满满一锅,清水煮的。

通过媒介,或许我们都曾见到过类似的情景,但亲眼目睹的时候,还是被巨大的落差笼罩。然而,这就是怒江州很多普通人的生活。

“人们住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是水泥砖头房子,结实,能遮风挡雨,还铺了路,外出也方便了。”

杨刚带着我们走访,他是村支书,是从镇里派驻到村里的扶贫干部。

稗子田小组隶属怒江州兰坪县啦井镇新建村。全村18个村民小组,2000多口人,分散在不同的山头上。以前在村子里转上一圈需要5天,现在1天就可以。路好走了,还有部分村民实现异地搬迁,集中到一起居住。

怒江州的全称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横断山脉纵谷。这里位于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南缘,数列南北走向的山脉齐聚,阻隔东西,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河并行奔涌。

地缘隔绝赋予这里原生态的质朴纯净,也造就这里的蒙昧贫困。这里是中国民族族别最多和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境内生活着21个少数民族,包括傈僳、白族、普米、怒族、独龙族等。

全州52万人就散落在那些群山的褶皱中。就像那山坳里氤氲的水汽,贫困、闭塞,无处不在。

改变从2016年发生,在全国掀起的脱贫攻坚战中,怒江被列为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怒江脱贫是一场对生存形态的重塑,也是一道复杂的时代考题。

怒江每天都在变化,每时都在进步

 

虽已过去4年,但初到通甸镇弩弓村的见闻,还时常浮现在马春良的脑海。他是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云南公司最早派驻到定点扶贫村的第一书记。

村里的房子大多由木头和泥墙搭建,灌风漏雨。一辆手扶拖拉机算是村里最好的交通工具,没有水泥路,外出一趟,要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很久。孩子们上学,要走7个小时的山路,有的甚至光着脚,周围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和湿冷的雾气。

马春良的扶贫工作就从挨家挨户走访,建档立卡开始。

怒江州的扶贫备受关注。在我国的脱贫攻坚版图上,其与四川凉山州、甘肃临夏州,以及西藏自治区,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等被统称为“三区三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区。

扶贫是一项动态系统工程,横向上看,涉及到基建、教育、医疗、产业等多个方面。纵向上看,需要实现从外界援助到内生发展的转变。人、财、物是最直接的需求。

从财力上看,怒江地处边陲,经济总量低,财政支出大多靠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人手是扶贫工作另一个直接的需求。扶贫工作需要落实到山头上的每个角落,每户人家。

兰坪县委宣传部李江定回忆,国家明确脱贫攻坚的调子后,县扶贫办工作剧增,工作人员缺口很大。

外界资源的注入成为扶贫的第一步。在滇央企成为扶贫中坚力量之一。

2016年,中国大唐与云南省人民政府签署《帮扶云南省傈僳族聚居区精准脱贫攻坚合作协议》,对口帮扶怒江、丽江、楚雄三州六县市。截至今年3月,中国大唐通过所属云南公司围绕安居工程、提升能力素质、组织劳务输出、培育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6个方面,先后在云南投入帮扶资金10亿元。

为了落实帮扶工作,马春良走到扶贫一线。“村里几乎没人会用电脑,录入建档立卡材料这样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来做,或者手把手地教当地干部。”

怒江:那些正在发生的变化

朱光艺主动报名参与扶贫工作,也来到了兰坪。她是一个川妹子,在大唐云南公司所属李仙江水电站工作。

几年下来,她学会了当地土话。“和老乡沟通的时候,大家更信任我们,愿意和我们多拉拉家常。”

一线扶贫工作承载着多重压力,要适应艰苦的生活条件,要融入当地乡土民情,还有琐碎而繁复的工作。

为了全力做好扶贫工作,一年大大小小的假期里,朱光艺只能回家两次,因为聚少离多,谈过的两段恋爱也无疾而终。马春良直到孩子要出生,才有机会回到妻子身边,在这之前,回一次家很难。

事实上,像朱光艺和马春良一样,大唐云南公司先后派出14名年轻人奔赴到扶贫一线,覆盖到三地州六县市,从不同层面跟踪扶贫资金动向和扶贫项目落实情况。

如今,脱贫攻坚工作迎来收官之年。怒江州的变化显而易见,基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其中,最直观的是基础设施和安居工程建设。在农村安居房建设和危房改造中,中国大唐资金援助完成安居工程9367户,建设及硬化乡村基村组道路260公里,新建改扩建乡镇卫生院26所。

“从个人感受来讲,怒江州的未来可期。”马春良最初挂职的弩弓村,已经实现异地搬迁,孩子们就近上学,有免费营养餐,再也不用走几个小时的山路。

和雪松是土生土长的怒江人,现在在啦井镇政府工作。毕业后,曾在城市打拼。来到啦井的日子里,看到人们生活的变化。“以前人们就像生活在原始社会,生存条件很恶劣,观念也落后。”

“怒江州每天都在变化,每时都在进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和雪松发来这样一条短信。他还特意推荐了当地的金银花。

目前,当地的金银花产业已初具规模,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一份收入。

盘活当地资源,进行产业化发展,是保证村民彻底摆脱贫困的更长远的规划。

今年的火腿已经订购完了

华兴食品厂在黄木水库旁边的一面山坡上,山泉水从厂边潺潺流过。

这里是兰坪县通甸镇丰华村黄木村下组,在怒江山高谷深的地形中,丰华是难得的一块平坦坝子。当地土壤和水源含碱量高,用本地小麦制作的面条,碱香浓郁,久煮不烂。

在黄木,碱水面的制作由来已久,至今,一些村民还有一些做黄木碱水面的老旧设备,给村里人加工面条,赚取一些手工费。

在华兴,碱水面制作采用现代化设备,满产期间,每天产量可以达到1000斤,工期有140天左右。碱水面的销路不错,每斤卖到7-8块。

黄木火腿是工厂的另一款产品,由当地土猪后腿制作,一个可以卖到1000元以上。火腿更紧俏,“今年的火腿已经订购完了。”

这是杨建华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几年前,中国大唐扶贫工作组驻村后,现实变得越来越丰满。

自然环境导致的闭塞是贫穷的直接原因之一。在给予财力、物力援助之外,找到并发掘当地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将之与市场对接,是扶贫工作的深层课题。

在王海东看来,产业就好比给当地百姓建设一座活期银行。他现任云南省扶贫办行业扶贫处一级调研员,曾在怒江州担任两年驻村扶贫书记,引导当地发展苹果种植业。“但产业也是扶贫工作中最大的难点。”

产业发展需要综合考量,发挥地理优势同时,也要精准对接市场。三七曾是云南文山的金字招牌,一时间名声大噪,各路人马蜂拥而至,乱象丛生,产业的健康发展反而受到冲击。

丰华村是大唐云南公司定点帮扶村。在这里,大唐云南公司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路子。

华兴食品厂由大唐云南公司出资60万援建。杨建华是厂长,也是致富带头人。食品厂有多位贫困户参股,参股资金由大唐云南公司支付,村民每年可以分红1500元。

就在今年,食品厂全面步入正轨,随着市场销量提高,分红还将增加。

为了提高扶贫资金的利用率和覆盖范围,大唐云南公司和当地政府商定,分红股份采用轮流制,一批人富起来后,股份将转给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村民。

丰华村的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利用。这里地处高海拔,地势又相对平坦,适合种植水果,不仅病虫害少,品质也很高。中国大唐帮助引进农业公司,村民将土地集中租赁出去,种植车厘子、蓝莓、草莓等高附加值水果。

村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新身份——产业工人。现有的150亩草莓、蓝莓基地,高峰时期用工需求达到100人以上,男劳动力每天有120150元的收入,女性劳动力有80100元。还有部分收入来自土地租赁费用。

同样是从土地里谋生,过去种植苞谷和土豆的土地,在产业化运作下,收入翻几番。

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上不起学

玉英个子小小的,坐下来,会议桌的高度几乎盖过胸口。

眼下,她即将完成在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的学业,不久将到云南文山富宁的水电站实习,每月有1500元的工资。

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一份稳定的收入,缓解的不只是生活上的局促,更有心理上的负担。

到大学的路,玉英走得并不容易。父母以种土豆、玉米、烟叶为生,勉强供自己和弟弟读书。一场车祸让生活更加艰难,母亲离世,父亲丧失部分劳动能力,不能再种植烟叶,而烟叶曾占到家庭收入的大部分。

通过申请助学贷款,玉英迈出大学生活的第一步。2019年,她入选“大唐宏志班”,每个月拿到中国大唐600元的资助,一学期有3000元,加上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收入,基本能够覆盖生活费用。玉英舒了一口气,“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上不起学了。”

像玉英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云南水利水电学院,就有70%-80%左右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少数民族占到很大比例。

相对国内其他地区而言,云南的教育资源相对落后;而全省范围内,教育资源也并不均衡。昆明及曲靖市,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也更为发达。在边远地区,基层教育依然薄弱。

教育与贫困互为因果。教育是授之以渔,有着“拔穷根”的作用,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措施。

2016年10月,云南省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在迪庆州怒江州实施14年免费教育的意见》,怒江和迪庆两州全面启动14年免费教育试点工作,时间跨度从学前教育2年,直至高中毕业。

而边远地区儿童读书的障碍远远不止学杂费的问题。因为居住相对分散,很多孩子面临吃饭和住宿问题,基层教育对学校硬件的要求更加突出。

吃饭和住宿这两个困扰赵迎春多年的问题在今年解决了。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在楼道回响,这是啦井镇的新幼儿园,由中国大唐捐资建设,今年投入使用。

啦井曾是盐马古镇,经过时光的风蚀,街道有些破败。幼儿园的新楼格外打眼。

赵迎春是幼儿园园长,也是土生土长的啦井人。以前的幼儿园是70年代百货大楼的仓库,属于重度危房。满打满算,只能塞进120个孩子。

新建教学楼宽敞明亮,配套厨房和午睡教室,容量也提升到180个孩子,“很多村里的孩子也来镇里上幼儿园。有了好的设施,我们也有更大精力搞好教学质量。”

教育设施的改善对于当地教育还发挥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边陲地区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就会习得这些习俗,也在本民族的生存场域中习得特定的习性,而进入学校时就要养成新的习性,这种习性的转换对学生构成挑战。

基础教育的夯实和向学前教育延伸,可以缩小民族习性和学校教育体系之间的隔阂。

几年来,包括啦井幼儿园在内,中国大唐在云南完成教育帮扶项目48个,重点建设农村中小学、学前教育教学楼及校舍50所。

与啦井毗邻,营盘镇的教育也迎来蜕变。中国大唐捐资的小学和中学,并列矗立在澜沧江畔的高地上,向远处眺望,能够看到碧罗雪山。设施和场地,就和我们在城市校园中常常见到的一样。

在中学的操场上,有孩子在打篮球,逆着光,在跃起的一瞬间,有光在跳动。

教育让孩子认识到生命的无限可能,也让他们见到更大的世界。

(文中和雪松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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