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新型储能产业从高速扩张转向结构调整的当下，广东的走向，正成为行业观察的重要样本。
一方面，广东已形成全国最具规模和完整度的新型储能制造体系之一，产业链覆盖电芯、系统集成、关键材料和装备制造，相关产品出口能力持续增强；另一方面，作为全国用电负荷最大、电力系统最复杂的省份之一，广东对灵活调节资源的需求并不低。但现实情况是，制造端的扩张速度，明显快于应用端的消化能力。
这种“强制造、弱应用”的错位，使广东新型储能的发展，逐渐从“装得快不快”，转向“用得值不值”的新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能源研究会双碳产业合作分会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联合主办的“从政策驱动到市场拉动：打开广东新型储能内需新空间”研讨会日前在广州举行。会议讨论的核心并不在技术路线或单一政策工具，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政策托举逐步减弱，广东新型储能能否依靠市场本身继续向前？
系统价值成为新考题
过去几年，广东新型储能的发展路径高度清晰。
在新能源并网压力和地方产业政策的共同推动下，广东储能装机规模快速攀升。截至2024年底，全省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超过350万千瓦，备案项目规模一度接近1800万千瓦，制造端产值持续走高，向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迈进。
但进入运行阶段后，一些问题逐步显现：部分已投运项目的利用小时数波动较大，收益模型对早期政策条件依赖明显；而大量备案项目迟迟未能并网，反映出应用端吸纳能力不足。
随着国家层面逐步取消新能源强制配储要求，储能发展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绿色和平东亚项目副总监张凯在会上直言：“当强制配储逐步退出后，真正决定储能能否继续扩张的，不再是政策力度，而是电力系统是否愿意为它的调节价值付费。”
这句话点出了当前广东储能面临的核心转折——政策曾经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但无法长期回答“值不值”的问题。储能要继续发展，必须在电力系统中找到稳定、可量化的价值位置。
从系统运行角度看，广东并不缺乏对储能的长期需求。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电力负荷峰值不断抬升，电网对快速调节、频率控制、备用容量的需求只会增加。储能在响应速度和调节精度方面具备天然优势，其系统价值在理论上并不逊于传统调节电源。
但在现实中，广东的峰谷电价价差相对有限，仅依靠能量套利，难以支撑储能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成本。这意味着，储能的收益结构必须从“单一套利”走向“多元服务”。
目前，广东已在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中引入一定规模的储能资源，部分独立储能项目开始参与市场化运行；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新型市场机制也在推进过程中，储能逐步被纳入更复杂的交易结构之中。
行业普遍认为，未来广东储能市场的关键，不在于装机规模还能增长多快，而在于容量补偿、辅助服务、爬坡市场等机制能否形成稳定、可预期的价格信号。只有当系统服务被“定价”，储能的内需才能真正显性化。
拓展应用
从产业结构看，广东新型储能的矛盾并不复杂。
制造端高度集聚，企业数量、技术能力和出口规模处于全国前列；但在应用侧，储能在电力系统中的角色仍偏边缘。本地市场尚未形成足以支撑大规模应用的稳定需求。
对此，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资深项目主任姚祎在研讨会上指出：“广东储能的矛盾不在产能，而在应用——制造端已经是全国高地，但系统侧和市场侧的需求还没有被真正释放出来。”
与中西部新能源资源型省份不同，广东本地新能源占比有限，但负荷密集、用电可靠性要求高，这本身就构成了储能的重要潜在市场。工业园区、数据中心、城市核心区以及高可靠性负荷场景，都为储能提供了更具现实意义的应用空间。
问题在于，这些场景中的储能价值，是否能够通过制度和市场机制被充分认可。
从“配不配”走向“离不开”，价值决定空间
对广东而言，储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配置问题，而是能否真正嵌入高负荷、高可靠性的电力系统。姚祎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对广东来说，储能不是简单地‘配不配’，而是能不能成为高负荷、高可靠性电力系统的一部分。”
这一判断，实际上为广东储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在系统运行中不可替代，储能的需求才会持续存在。
综合多方判断，广东新型储能正站在由政策推动向市场牵引转换的关键节点。前一阶段，产业解决的是“规模问题”；下一阶段，必须回答“价值问题”。
张凯在总结阶段给出了更直白的判断：“广东新型储能已经完成了从‘有没有’到‘多不多’的阶段，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值不值’、‘怎么值’的问题。”
从中长期看，随着新能源消纳压力上升、电力系统运行复杂度提高，以及电力市场规则逐步完善，广东储能仍具备明确的需求基础。但能否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真实投资，取决于市场是否真正为储能的系统价值“买单”。
对广东而言，新型储能不再只是一个制造优势产业，而正在成为检验新型电力系统成熟度的重要变量。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拉动，这一步走得是否稳健，将直接决定产业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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